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进展与深化

【摘要】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是新时代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新型智库建设既有助于提升决策咨询的能力，形成专家经验与数据驱动相结合的智库研究范式，又优化哲学社会科学人才培养模式，还有力推动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同时要看到，新型智库建设也面临供需信息不对称、社会服务功能有待拓展等挑战。推动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应注重政策研究组织与新型智库差异化发展，聚焦智库体制机制创新，既加强监管，更鼓励竞争，夯实数据基础，深化智能应用，强化智库储才育才功能，提升智库全球话语影响力。

【关键词】新型智库建设 智库体制机制 自主知识体系 数据驱动

【中图分类号】C932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6.16.012

【作者简介】李刚，南京大学中国智库研究与评价中心主任，南京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智库信息系统与评估评价，主要著作有《推动智库建设健康发展研究》（合著）、《现代智库概论》（主编）等。

《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印发至今已逾十一年，在此期间，我国新型智库建设实现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深化”、从“建库”向“增智”的结构性转变。新型智库建设为促进学术研究与国家治理实践的有效对接、推动理论与实际的更好结合，提供重要的平台和契机。立足国家顶层设计的总体布局，党政部门研究机构、社会科学院智库、高校智库、国有企业智库与社会智库协同并进，初步构建起层次分明、功能互补、上下贯通的多层级网络化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体系。其中，党政内设研究机构和社科院系统在政策执行与战略研判上具有突出优势，企业智库深耕产业经济和行业治理，社会智库则提供丰富的民间视角和基层实践，多主体形成互补生态。当前，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体系已深度嵌入规划编制、立法论证、政策评估、风险研判等治理实践全流程，成为学术知识转化为治理效能的重要枢纽。

新型智库建设的溢出效应

新型智库建设的效益评估涉及的因素较为复杂，本文认为大致有两类收益。第一类是预期之中的直接收益，如理论创新、决策咨询、舆论引导、社会服务和公共外交的成绩，在这些职能中较为突出的是决策咨询。第二类是预期之外的间接收益，即新型智库通过议题牵引、范式重塑与价值导向，推动哲学社会科学在知识生产、组织方式和评价标准等方面发生系列变革，本文探讨的溢出效应正是此类。

推动专家经验与数据驱动相结合的智库研究范式创新。新型智库推动哲学社会科学从“解释世界”的理论逻辑，拓展至“改变世界”的实践逻辑，催生兼具理论深度与应用价值的“智库范式”。在这种范式下，哲学社会科学侧重关注决策支持、社会应用与公共回应的实际成效，形成以现实问题为牵引、以政策研究为桥梁、以社会影响为目标的综合性方法体系。

第一，从单一学科走向跨学科融合。长期以来，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以单一学科框架为主，研究议题与方法受限于学科内部范式。智库研究打破学科分割，形成跨领域、跨部门、跨专业的研究协作机制。事实上，单一学科无法解决日益复杂化的实际问题。智库研究以问题为牵引，推动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管理学、信息科学等多学科知识整合，形成以问题为中心的“跨学科组织化科研”模式。

第二，从经验归纳走向数据驱动。传统哲学社会科学多依赖个案研究与经验归纳，其研究证据主要来源于文献研究或专家判断。当前，智库研究将大数据、开源情报、人工智能等手段融入研究过程，实现从经验性研究向智能化分析的跃迁。“智库范式”下的研究，不仅包括座谈访谈、随机走访、问卷调查、抽样分析等传统方法，还系统引入大数据分析、模型仿真、算法预测、可视化呈现等现代方法。新型智库通过对政策文本、社会舆情、经济指标、科技专利等多源数据的采集与分析，建立专门的数据库与模型系统，实现对复杂社会现象的量化分析与趋势预测。当然，数据驱动并非替代专家判断，而是增强专家经验的深度与广度，专家的理论洞察、问题意识和价值判断仍然是研究的关键，通过二者的有机结合，可以实现专家经验与数据驱动的优势互补。

第三，从静态研究走向动态跟踪。智库研究的价值不仅在于形成高质量的决策参考成果，更在于对政策实施与应用过程的持续观察与实时响应。通过构建长期观测体系，持续追踪对策建议的实践情况，智库研究可实现“反馈-优化-再反馈-再优化”的螺旋式发展。

拓展协商民主渠道，提升哲学社会科学服务科学决策能力。协商民主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彰显中国特色的民主形式，新型智库正是践行这一民主形式的重要协商渠道。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拓宽社情民意反映渠道，完善公众参与政策评估方式，发挥专家学者、智库机构积极作用，使吸纳民意、汇集民智更加机制化常态化。”[1]智库将专业学术力量制度化纳入决策全过程，可以完善全过程人民民主运行机制，形成学术组织方式变革的溢出效应。

第一，拓宽协商民主参与广度与深度。以往政策咨询局限于少数资深专家，青年学者、基层研究者难以参与决策讨论。新型智库搭建分层内参报送、专题论证会、政府驻点研究等多样化渠道，讲师、博士后、硕博研究生均可参与政策报告撰写，形成学术共同体广泛参与的梯队化格局。智库专家常态化列席政府常务会议、参与立法起草、承接第三方政策评估，从外部建言者转变为决策全过程合作者，让学术专业意见嵌入政策制定、执行、评估全链条，夯实民主决策的智力基础。有研究指出，近年来，相较于传统书面内参形式，智库多样化咨询活动（论证、听证、闭门研讨等）的占比持续提升。[2]

第二，优化政学供需常态化对接通道。各地建立“政府定期发布研究议题—智库反馈政策成效”的双向机制，逐步消除政府决策需求与学术研究供给可能存在的信息差。“十四五”规划前期研究阶段，六十余家高端和重点智库承接中央专项课题，产出百余份资政报告，部分内容直接融入规划文本；区域协同、自贸港、碳市场等重大顶层设计，均以智库长期学术积累成果为参考，显著提升政策制定的效率。

深化评价体系改革，促进哲学社会科学人才培养模式优化。新型智库的溢出效应，还体现为打破“五唯”的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评价体系。新型智库建设以政策贡献、社会影响、学术创新并重的综合评价体系，推动形成超越“五唯”的多维评价模式。政策报告、咨询专报、调研报告等智库类成果，逐渐被认可并纳入学术评价的范畴，使哲学社会科学的成果认定更具公共性与应用性。[3]智库兼具科研平台与实践实训双重属性，可以破解人才培养重理论、轻实践的短板，形成人才培育溢出实效。

传统的学术评价体系以核心期刊论文刊发作为主要标准，青年学者在学术起步阶段面临激烈竞争。智库类成果被纳入学术评价体系，推行智库成果等效认定制度，显著缓解行业内卷困境。通过参与政策研究、撰写内参、承担咨询项目等形式，青年学者不仅能在科研考核中获得实际加分和认定优势，也能在解决实际问题、开展政策分析、参与社会协商等实践中迅速积累经验、拓宽视野、快速成长，逐渐成为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中坚力量，推动智库研究范式与学术创新传统在代际间传承与融合。

推动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知识体系是知识按一定秩序和内在关联结成的整体，体系内部具有整体贯通的立场、方法、观点，以科学逻辑的有机结合实现对社会的系统性解释。“自主”回答的是主体归属问题，知识的自主性建立在文化主体性之上，即先要建立起对自我身份的认同。“中国自主”强调使用中国理论、运用中国素材、基于中国立场提出并回答中国问题，能够独立思考、自主判断，摆脱对西方学术体系和叙事框架的盲目追随，在研究中形成独立的学术品格。其立足点，归根结底是中国式现代化这一“现实基础”与“实践根基”。

当下自主知识体系的讨论主要围绕立场与视角的转移，然而知识生产的内部机制本身同样值得关注。新型智库作为连接实践、学术与决策的重要组织载体，对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影响体现为多维度、深层次、双向互动的系统性塑造过程，既从自主知识体系建设的战略布局中获得指导，也深刻塑造和影响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关注对象、研究范式、组织形式与精神气质。智库从价值、组织、范式、生态四个维度对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起到积极作用。

第一，智库建设传承“经世致用”和“知行合一”的优良学术传统。新型智库建设的逻辑起点是提高决策咨询的质量和水准，促使研究者在选题之初就将现实问题纳入视野。新型智库将内参采纳、批示反馈等反映现实效用的成果，作为衡量研究价值的重要标尺，[4]在推动自主发现问题、自主解决问题方面发挥积极作用。价值标准的变化还为学术与政策的深度融通开辟现实路径：一方面，推动政治议题的学理化转化，将政治命题转化为可论证、可检验的学理命题；另一方面，强调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将知识有效性的评判从同行评议拓展至实践层面的真实反馈，使知识的真理性在接受实践检验的过程中不断得到确证与修正。智库的桥梁作用带来学术体系的“研用结合”，为自主知识体系赋予内在生命力。

第二，新型智库建设回答如何跨学科组织知识生产的问题。新型智库突破传统学科组织逻辑，围绕国家战略需求和现实问题组织科研，将不同学科背景的研究者纳入研究共同体，形成以问题为轴心的组织方式。新型智库强调“有组织科研”与跨学科协作，促使哲学社会科学的组织模式由个体性向体系性转变，研究资源得以高效汇聚。体系化的科研模式不仅为跨学科、跨领域研究提供组织保障，也塑造学者面向集体创新、主动协作的内在气质。

第三，新型智库将马克思主义的调查研究传统与现代循证分析方法相结合，推动研究从书斋走向田野、从经验判断走向证据支撑、从单一学科分析走向综合研判。新型智库一方面吸收现代智库的循证方法，另一方面注重深入基层、深入实践的调查研究，强调以事实证据支撑判断，以实践效果检验认识，通过多源信息交叉验证，提高研究结论的可靠性。这一方法的形成，使哲学社会科学知识创新的动力逐渐转向基于中国实践的经验积累、证据支撑和现实检验，形成求真务实的学术氛围，也集中体现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者面对国家与社会重大议题时的问题意识、感知能力与责任担当。

第四，新型智库建设创新哲学社会科学传播模式。话语体系是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关键结构，新型智库的知识传播本质就是话语体系的建构与传播。智库作为对外学术交往的建制化主体，通过国际论坛、联合研究与海外布点深度嵌入全球知识生产网络，中国学术越来越多地由“被动回应者”转向“议题提出者”。新型智库在全球知识网络中不断强化中国话语体系的生态位，推动知识生产的生态格局从单中心、单向度的秩序，转向多中心、多回路的新形态。

新型智库建设的现实挑战

总体来看，经过十余年建设，我国智库在数量规模和制度框架方面取得较大进展，智库建设释放多重正向溢出效应。然而，对标国家治理现代化、自主知识体系构建战略要求，其在功能发挥的质量与深度上，仍面临若干挑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层面。

资政建言的供需对接存在信息不对称。从决策咨询功能来看，目前较为突出的问题是智库的研究供给与决策部门的实际需求之间存在一定的信息不对称。从供给端看，大量智库研究延续学术选题逻辑，以研究者自身兴趣、期刊热点为出发点，未能以决策层面临的现实问题为导向，造成一定智力资源浪费。从需求端看，决策部门缺乏常态化议题发布和成果反馈机制，智库难以精准把握党委、政府咨询需求。有研究指出，智库咨询活动中，现场论证、立法研讨、座谈交流等渠道虽然较以往丰富，但在获得批示的成果中占比较小，书面内参仍是主流形式。[5]同时，多数资政报告篇幅较短，缺乏系统性的调查研究和深厚的学术积累支撑，难以为决策层提供具有实际参考价值的政策建议。

理论创新与决策应用之间存在一定脱节。智库的理论创新应当有别于一般学术研究，其目标是服务决策，逻辑是问题导向和应用导向，形成战略研究和决策研究的先导。具体而言，应从真实的政策问题出发，形成具有解释力和操作性的理论框架。然而，目前国内不少智库的理论创新活动，实际上仍延续传统学术科研机构的逻辑，偏重在学术期刊发表论文，追求学科理论体系的自洽完整，而对战略研究、政策研究、社会问题研究中真正需要的方法论突破和模型工具开发关注不够。值得注意的是，我国智库至今仍缺乏具有广泛影响力的自主研究范式和分析框架，对学术自主创新提供的支撑较为有限，也难以为决策提供原创理论工具。

社会服务功能有待拓展。新型智库作为社会的重要组织要素，是党委、政府的社会传感器和联系人民群众的重要渠道。智库应当具备扎根基层的能力，面向市场、面向企业、面向基层发挥社会咨询功能。实践中，智库本应成为公共政策领域社会咨询市场的主力，但受非营利属性、制度约束等影响，多数智库缺乏市场化合规咨询运营机制，开发标准化评估、规划、诊断产品动力不足，本土公共政策咨询市场竞争力薄弱。学术研究由此远离一线实践，政策建议容易脱离基层现实，智库的社会服务功能未能充分发挥。

公共外交功能亟待提升。由于诸多体制机制层面的制约，我国智库研究人员与国际智库界、政策界较少保持常态化交流。与欧美主要智库相比，我国智库在国际社会中的话语影响力仍存在较大差距，能够参与国际重要议题设置的机构较为有限。在对外传播方面，如何以国际受众乐于理解和接受的方式传递中国政策立场与治理经验，仍是制约我国智库公共外交效能的关键问题。

智库建设与人才培养衔接不足。在教育功能方面，目前多数智库的人才培养功能尚待充分激活。例如，部分高校在智库研究员参与研究生培养方面仍存在制度性限制；多数省级社会科学院尚未纳入研究生教育体系。当然，也有一些机构探索出各具特色的政策研究人才培养模式，如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等，但其覆盖面有限。此外，高校智库虽依托高校教育资源，但人才培养方案较少嵌入政策研究实训环节，学生缺乏内参撰写、政策论证、基层调研等实操训练，与高校教学体系结合不够紧密，相关毕业生较少直接进入政府情报机构、政策研究单位等对口岗位。总体而言，智库在社会科学人才培育体系中的独特作用仍有较大发挥空间。

智库组织建设存在资源分散、力量不均等问题。从智库的实体建设来看，虽然智库机构数量众多，但仅有少数真正具备稳定运行能力，大量智库规模偏小，缺乏全职研究人员。尤其是高校智库，常以教授课题组的形式运作，无固定全职研究团队。相关研究显示，我国多数智库全职工作人员不足4人，缺乏独立运营、数据管理、成果转化专职岗位，运营资源高度依赖行政临时拨款，不具备自主、可持续发展能力。[6]不少智库依靠行政资源维持正常运转，日常工作围绕自上而下的指标体系推进，缺乏独立的长期研究方向，无法形成持续对接政策需求、深耕本土实践的稳定学术力量。

中国特色新型智库高质量发展路径

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是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是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关键路径，也是落实“四大全球倡议”的载体之一。同时，新型智库是党团结知识界的重要渠道。推动新型智库建设需要持之以恒、久久为功。

厘清智库概念边界，推动政策研究组织与新型智库差异化发展。广义层面看，“将有智慧的人集中起来，听取他们建议”的智库历史，几乎与中华文明史同步。[7]按照与服务对象的关系来说，服务个别决策者称为“智囊”，典型是清代的幕府，幕府成员不在国家官员花名册上，也不由国家支付薪水，幕府只对个人负责，具有人身依附关系。相较来说，我国部委办局和中央企业的政策研究组织不直接服务于个体决策者，其本职工作是服务主管单位和所在中央企业的决策咨询。而大部分西方现代智库都是独立建制，是独立法人实体，不属于决策者或任何决策部门。但由于其从事的是公共政策研究，符合所在国税法相关规定，所以享受税收豁免，还可自主开展募捐。未来，政策研究机构应注重发挥政策研究的本色，新型智库建设则应突出现代智库应有的特色和特征，推动二者差异化发展。应避免把所有从事政策研究的机构都贴上智库的标签，将有限资源集中于支持符合新型智库标准的机构，避免定义泛化可能引起的资源浪费。

深化体制机制改革，激发智库内生动力。第一，建设世界一流中国智库有赖于机制创新的持续推进。《国家高端智库管理办法（试行）》高度重视国家高端智库的公共外交职能，对部分科研人员因公临时出国实行分类管理，体现有关部门在优化管理方式上的积极探索。但也应看到，现行管理机制在适应智库研究特殊性方面仍有优化空间，部分规定在执行层面尚需进一步细化。第二，完善符合智库研究规律的分类评价体系。各级体制内智库在运营管理中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如何处理好外部考核要求与自主研究空间之间的关系。如果智库的日常运营和研究方向较多地受外部考核指标影响，则自主性的长期研究便容易受到挤压。因此，在现有评价机制改革的基础上，应探索更加契合智库知识生产规律的分类评价标准，在年度量化考核之外，引入长周期质量评价维度，为智库开展基础性、前瞻性研究提供更加充分的制度保障。

完善监管与竞争机制，推动智库建设提质增效。破解当前智库建设中一定程度存在的资源分散、力量不均等问题，需要在既有重点培育模式的基础上，进一步将监管机制和竞争机制结合起来。第一，规范智库准入机制，建立权威的国家智库认证体系。建立全国统一的新型智库认证体系和权威的国家智库目录，明确智库的准入条件和基本标准，使智库供给端市场更加规范有序。第二，培育政策咨询需求市场，建立准市场化的竞争机制。探索建立重大项目和重大政策前置咨询制度，即在决策前置环节增设征询专业意见的流程。由此，引导各类智库在服务决策的质量和效率上展开有序竞争，形成优胜劣汰的动态格局。国家智库目录实行定期评估和动态调整，在保持总量相对稳定的同时，确保智库体系始终充满活力。美国联邦资助研发中心（FFRDC）和国家实验室、德国莱布尼茨学会等机构，均采用类似的竞争性评估与动态调整机制。

强化智库储才育才功能，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在国际智库实践中，“旋转门”机制是其人才流动的重要特征之一，一些具有行政经历的人士退出公职后进入智库从事政策研究，在一定程度上起到反思经验、储备人才的作用。我国智库同样承担储才育才的功能定位，这在未来的建设中应进一步明确和强化。具体来说，应将高校智库的实践育才功能建设纳入新文科建设的整体部署，鼓励高校智库系统完善学生参与政策研究的制度安排，将研究实践环节纳入人才培养方案，并探索与政策研究用人单位之间的定向培育合作机制，使智库真正成为社会科学领域培养高质量政策研究人才的重要平台。

优化智库考核导向，强化政策研究作用。当前，部分高校和科研机构将学术机构的评价标准相对直接套用于智库评价，以论文发表数量、期刊级别为主要衡量指标，客观上导致研究人员对政策实践中的真实问题关注不足。有鉴于此，在智库（特别是高校智库）的绩效考核中，有必要适当降低传统学术发表指标的考核权重，同时提升围绕重大政策议题的研究成果、分析框架和政策工具开发在考核中的比重，引导研究人员将精力聚焦战略研究、政策效果评估、社会风险研判等领域的方法论建设。此外，在国家层面推动搭建若干跨机构的重大政策研究协作平台也具有积极意义，可集中力量在宏观经济分析、社会治理评估等领域形成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研究范式和分析工具，逐步构建更加契合中国实践需要的政策研究方法体系。[8]

激活社会服务功能，拓展智库咨询市场空间。智库社会服务功能的发挥，受机构属性定位和现行制度安排等多重因素的影响，目前尚处于探索阶段，相关功能仍有待进一步拓展。建议支持有条件的智库以合规方式向社会组织、企业和基层政府提供有偿咨询服务，在保障机构非营利性属性的前提下，形成支撑可持续运营的合理收入来源，增强机构的自我“造血”能力。同时，鼓励重点智库围绕特定政策领域开发标准化的咨询产品和评估工具，逐步积累面向市场的服务能力，在公共政策咨询领域逐步形成具有较强专业能力的本土智库力量。推动智库社会服务功能的拓展，有助于畅通其与实践层面的信息交流渠道，进一步推动决策咨询研究的质量提升。

加强数据能力建设，深化人工智能在智库研究中的应用。数据驱动的研究范式是提升智库研究质量的关键支撑，也是当前智库能力建设的重要方向之一。重点智库应建立长期性、专题化数据库，注重持续的数据积累，为基于证据的政策研究提供坚实基础。同时，鼓励和支持智库积极探索人工智能辅助研究的新范式，在数据处理、文献综合、政策仿真模拟等环节引入智能化工具，提升研究效率与分析深度。在调查研究层面，可推动重点智库建立制度化的长期调研基地，以驻点调研、定点观察等方式进一步丰富现有研究的实证基础。

拓展国际交流渠道，提升智库全球话语影响力。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背景下，中国智库走向世界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落实“四大全球倡议”需要充分发挥新型智库的载体作用。应积极鼓励智库通过学术交流、政策对话、联合研究等方式，向国际社会传播中国的治理理念与实践经验。对规模较大、研究能力较强的重点智库，可引导其制定系统的国际化发展策略，支持其开展有影响力的国际合作项目，在国际重要议题上贡献中国智慧。在体制机制方面，应进一步优化智库研究人员参与国际学术交流的相关渠道，为其参与二轨外交、国际论坛、多边研究提供更加有力的制度保障。

注释

[1]习近平：《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7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24年9月20日）》，《人民日报》，2024年9月21日，第2版。

[2][5][6]相关研究结果来自南京大学中国智库研究与评价中心，https://cttrec.nju.edu.cn/index.html。

[3][4]王传奇、李刚、丁炫凯：《智库政策影响力评价中的“唯批示论”迷思——基于政策过程理论视角的研究》，《图书与情报》，2019年第3期。

[7]王文：《古代中国智库的理念、制度与实践》，《人民论坛》，2021年第32期。

[8]李刚、葛子豪：《从指标到体系：中国智库评价的逻辑演进、实践困境与对策建议》，《中国科学院院刊》，2026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