窦尔翔：社会信用生产力的困境

社会经济活动中最本质有效的活动是经济活动，经济效率的提升归根到底受科学和统学规律的支配。科学即分工，合作即统学，科学统学即分工合作。如果分工是合作的必要条件，信用则是合作的充分条件，可见社会信用体系（Social Credit System）是弱国做强的充要条件。中国政府自2000年代以来，积极推行信用评分系统。

尤其是2013年以来，中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取得了一系列成绩。但随着信息化技术日新月异的变化，信用建设环境和条件发生了重要变化，对信用建设的升维带来了机遇也带来了挑战，但总体来说机遇大于挑战。克服困境的过程则是将挑战转化为机遇的过程，这个困境大致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是信用层次有待标准化。信用层次包含若干方面：第一是角色层次，这个很早之前就说过，总体来说角色分为政府、平台和市场三部分，而政府还分为党员、军人、公检法、一般行政人员；第二是价值链层次，分为教育链、创新链、工匠链三个层次，每一个层次的标准相去甚远；第三是境界层次，包含“五底线，六层域”。

第二是数据的产权、交易和处理。当下人们习惯于强调数据的产权及其权利归属，这种思维可能将数据处理引入歧途。数字时代的产权和传统时代的产权存在本质区别，后者具有排他性，前者则具有融合性，如果数据不能融合，就无法得到有用的信息。当下流行的数据交易所模式存在重资产、大概率隐私泄露、高交易成本等困境。

第三是“三公性”问题。即公正性、公平性和保护隐私条件下的公开性。现代企业制度已经演化为“现代平台+平台中的现代公司”模式，两者是主要是互补关系而不主要是竞争关系。平台应当具有真正的第三方性和三公性，应当接受政府的监管，政府有责任通过制度安排消除其负面垄断效应。当下大部分的公司亟待标准化改造，以便尽快抑制经济疲软。

第四是“守信激励、失信惩戒”的实现装置问题。首先是这个装置正是上文所说的多个“境界底线”形成“层域福利差异”，上一层则是激励，下一层则是惩戒；其次境界底线的数理逻辑资信指数的大小，资信指数越大，经济权利和福利越大；第三权利掌管人或者激励惩戒人主要是平台，而不主要是联合惩戒，这与“清官难断家务事”理出一辙。

第五是国际关注和评估。国际上的广泛关注和讨论也会对政府主导的信用建设造成压力。这主要表现在“三公性”、个人自由和隐私的潜在影响上。尤其是在“联合惩戒”、“连坐”等方面尺度把握不好或者不够精准容易留下“信用文革”的口实。这主要可以通过信用情景的分类、分层、分角色来防止大水漫灌式信用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