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哲学三问关系试解

世界不能安宁。且不说有些人是否能实现得了自己的收入目标、是否能组建一个幸福的家庭、是否能养起若干个孩子，有的人面临的是生离死别的无奈。事实上，当下人类的战争体现为多重叠加结构：明火执仗的热战依然存在，披上文明外衣的资本杀人不见血，而另一种战争已经隐约逼近：人类所生产的掘墓人——AIGC-GPT。 

人类如何才能减少战争，减少摩擦成本，加强合作，在“熵减有续”中共同幸福繁荣？这绝对是考验人类“慧熵”的事。需要所有的人从不同层次的创新做出贡献。所有的新生事物都容易让人大惊小怪，但只要不盲目拒绝，只用用结果检验，总能找到“熵减有续”的道路。本日记再次从哲学新三问来试解中西方的哲学观、经济观、价值观的关系。 

如下图所示，相比较中西方两个具有代表性的哲学人物。老子生于公元前571年，卒于公元前471年。在老子刚刚去世不到一年甚至几天，苏格拉底于公元前470年诞生。这两种人物的生卒巧合，无论如何说明了中国在世界观的明确认知上先于西方。不仅如此，从认知的内容机构来说，还优于西方。

 老子的哲学思维是太极思维，不管是人类社会还是自然宇宙，千说万说归根结底是由阴阳两种“物质”和吸斥两种力量组成，其大无外，其小无内，概莫能外。老子关心的是这两种“物质”“熵减有续”的问题。如果转化成问题，苏格拉底的发问重点在于个人，而老子的发问重点在于人类的存续，既包含了个人，更包含了社会。 

越来越多的事实证明，老子是正确的，即没有社会机制的存在就没有个人的进化。只有通过研讨学习创造社会基因，优化社会基因，才能促进个人基因的进化。由此可见，个人基因的进化，有赖于地区之间、国家之间的“破卷链接”、文化融合。也由此可见，清朝闭关锁国不可取，但鸦片战争、八国联军入侵中国、日本侵略中国更是有罪的。 

使命决定了原则。西方崇尚“社会达尔文主义”，没有揭示人类社会的本质。人类社会内部人与人的关系，不是简单地模仿自然界动植物之间的食物链关系，而是高级智慧地模仿同一级别的生物个体内部器官和器官、细胞和细胞之间的关系。称之为“社会生命体主义”，生命体内部不可能互噬，而是遵从信息共享和边际效应相等原则。 

主义是一种意识形态，决定了西方经济学理论是《国富论》，政府的功能仅仅是最基本的卫国和守夜人功能。《国富论》并不全息考虑道德、信用、法律对经济行为的约束，这是不符合客观实际的。《域富论》则从稀缺这一约束条件出发，着重于对分工合作所需要的前提条件的创造上。“物以类层聚，人以群层分”成为经济学真理性原则。 

自然而然地，西方经济学运行的结果是“个人收益最大化”，而中国经济学运行的结果是“个人社会收益同时最大化”。这种运行结果强化了社会经济活动者的诉求，西方诉求是拜物教。中国诉求是“萃福论”，即幸福体验高维于物质诉求。如果说物质诉求是为了供养皮囊，幸福体验还来自于心理和精神诉求以供养心理和精神。 

之前已经分析过，人作为自组织来自于物质、能量、信息，对应于人的皮囊需求、心理需求、精神需求。精神需求是一种忘我、超我而有利于我的高维架构，心理需求还停留在算计上，但这两种无论如何都是大大减小稀缺性的重大机制。如果只拘泥于物质供养皮囊，显然是片面的、稀缺性强的、贫穷的、容易产生战争的、人类容易毁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