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小涓：努力构建讲述中国故事的学术体系

从我研究的开放问题看，中国的开放在起点和步骤上、在发展过程中的各个截面上，的确显示出与多数国家开放模式的较大背离，但从长期趋势和本质特点看，仍然能看到与多国显示的普遍规律的高度契合。例如我们进出口商品结构的变化轨迹，与众多发展中国家表现相似，在不少学者甚至决策层看来，并不完全合意，提出了质疑并力图改变，但根据要素禀赋理论，这些变化必然出现，这些阶段不可跨越。

学术研究不能止步于讲故事，而是要有分析框架，让我们的独特信息能被合理地还原成理论原素，置于知识体系中进行合理安置和组合，构成预判未来的能力。例如通过观察可移动与不可移动要素比例这个影响贸易结构基础条件在中国的特点，30年前、20年前、10年前我们做出的预测一一呈现，现在我们依然在考虑五年后十年后的变化，例如预言加入更高标准贸易协定为中国发展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前瞻性是理论的一种重要力量。

所谓研究，比较是基本要素，能解释多种不同表象，理论一般性和适用性才较好。要寻求“事不同理同”的境界。例如，用“各种要素边际收益相同时资源配置效率最高”，能较好地解释各国选择不同开放模式的合理性和必然性。我们的开放模式极大促进了增长，但一个必要条件是存在极低收入的巨量农村可转移劳动力。而前苏联和一些东欧国家，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期，国有经济中的就业已占绝大部分，没有为这种开放模式留下多少低成本、待转移的劳动力，很难实现大规模低成本的制造业产品出口。

用学术语言讲好中国故事，必须要进行理论创新，同时也要重视全球学术界多年努力积累的学术存量。例如，毫无疑问，保持政治稳定和政策连续的能力是我们最大的优势之一，对长期投资和发展非常重要。如果我们借鉴一些国际学术界更通用的语言讲述这个优势，就可以表述为投资是长期行为，产权能得到长期保护很重要，法律是一种保护，政治稳定和政策连续也是一种有效保护，都是鼓励长期投资行为的制度因素。能容纳愈多的现有学术概念，我们的理论创新就愈容易被更多的学者和学派所理解和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