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库专家视野中的社会治理现代化 —第十届中国社会治理论坛观点综述

近日，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和北京师范大学两家国家高端智库首次联袂，共同举办第十届中国社会治理论坛。百余位专家学者齐聚一堂，围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与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主题，深入学习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关于社会建设及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的重大决策部署，总结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社会治理成就，聚焦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下的社会治理大考、“十四五”时期社会治理制度建设、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的贫困治理、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与城乡融合发展、乡村振兴与社会治理、人口结构老龄化与社会治理、传统文化与社会治理、建设诚信社会与履行社会责任等重要议题，研讨“十四五”时期社会治理现代化建设面临的新课题新要求新任务，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思想观点与政策建议。现将论坛观点精要综述如下。
　　“中国之治”的社会治理景象
　　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内容，社会治理现代化也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方面。与会专家认为，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十四五”时期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的目标任务和到2035年平安中国建设达到更高水平的远景目标，对社会建设和社会治理作出战略部署，充分反映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提高社会建设水平、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的高度重视，“中国之治”的社会治理景象正在显现。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分管日常工作的副校（院）长何毅亭研究员指出，今天我国社会治理中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党委领导体制，开放多元、互利共赢的社会协同制度，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公众参与机制都在实践中不断完善，一个现代的、开放的社会治理体系已初步形成。国务院研究室原党组书记、主任，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社会管理研究院/社会学院院长魏礼群教授指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社会治理景象举世瞩目，其中最突出的标志是：困扰中华民族千百年的绝对贫困问题将历史性地画上句号，传统社会管理向现代社会治理转变的新社会治理理念正在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逐步确立，全方位社会治理体系不断健全，社会治理能力水平明显提升，平安中国建设取得重大进展。这些标志性成就具有重大理论、历史和世界意义。第十三届全国人大监察和司法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徐显明教授认为，中国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在社会治理方面有4个显著优势：形成了独特的社会治理格局，有历史的经验和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经验，成效显著的综合治理优势以及定型、成熟的工作机制，这些为实现中国“平安之治”奠定了基础。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哲学教研部刘余莉教授从传统文化与社会治理的关系入手提出，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必须建立在对中国独特文化传统的充分认识与研究基础之上。只有从延续中华传统文化血脉中开拓前进，在传承和发展中华传统治国理政思想的基础上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才能实现“中国之治”。
　　疫情“大考”下的中国社会治理
　　新冠肺炎疫情是对我国社会治理的一次大考。与会专家对比国内外疫情防控应对，对疫情防控中的社会治理问题开展深入研讨。第十三届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李培林研究员认为，在疫情防控中充分凸显我国社区治理优势，从快速有效地深入基层的全民社会动员，到形成严格防控的集体意识和社会共识，再到科学动态的基层社区治理分级防控体制，形成了以政府为主导、各种社会治理主体共同参与、各种传统和现代治理机制共同发挥作用、社会成员共同享有治理成果的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新格局。国务院研究室专题调研组组长刘应杰认为，中外疫情应对举措和成效形成的鲜明对比和强烈反差彰显了中国社会治理的三个突出特点：一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将人民生命安全放在首位；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充分发挥党的领导和政府高效动员组织能力；三是中国人民自觉参与和高度配合，构筑起全民防疫的铜墙铁壁。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常务副会长、执行局常务副主席邓文奎提出，要全面提高依法防控、依法治理能力，特别是要提高依法实施疫情防控及应急处理措施的能力。清华大学社会治理与发展研究院院长张成岗教授认为，突发疫情是对我国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大考，也是完善我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契机。一是要从源头上关注社会治理和风险治理，注意二者的差异；二是要关注社会治理现代化政策的演进坐标，使之与时代语境和社会发展阶段及矛盾相适应；三是要构建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治理体系，包括推动治理资源下沉基层、构建体系走向精细化精准化、社会治理体系构建应与国家政策取向形成良性互动等。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部副部长冯俏彬教授提出要加强应急财政管理制度建设，建立从中央到地方的多级准备金，细化应急管理领域的事权与支出责任，固化那些在历次应急处置中形成的规律性的财政支持政策等。
　　新发展阶段社会治理面临的新形势新挑战
　　专家们在讨论中指出，我国即将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的新发展阶段，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带来许多新特征新要求，我国社会治理正面临许多新形势新挑战。何毅亭指出，随着物质文化相对匮乏时代的终结和相对丰裕时代的到来，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开始由标准化、大批量、排浪式的大众消费转向个性化、多样化、品牌化消费，在注重物质消费的同时更加注重精神消费，在关注个体生活境遇的同时更加注重碧水蓝天的人居环境和公平法治民主的人文环境；城乡区域发展和居民收入差距仍然较大，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和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直接影响我国高质量发展的“成色”和可持续性；在全球面临疫情冲击、民粹主义上升、族群冲突和撕裂加剧的背景下，我国发展环境面临复杂深刻变化，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明显增多，需要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魏礼群指出，日新月异的科技进步，在给人类社会带来便利、舒适、效率、品质的同时，也使社会生产方式、人们的工作方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发生着深刻变革，引发许多新的经济社会问题，增加了社会治理难度；特别是互联网技术的广泛运用，深刻改变了人们的交往方式，线上线下社会交融，经济社会领域中的“黑天鹅”、“灰犀牛”事件发生概率加大；从此次新冠肺炎疫情给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巨大冲击可以看出，我国仍缺乏对现代风险社会的全面认知，预判风险、应对危机能力有待提高。原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李忠杰认为，站在“两个一百年”的历史交汇点上，中国正面临“向何处去”的问题，而回答这一问题的实践决定着未来相当长时间的中国走向，影响着国际关系的走向从而影响着整个世界的走向。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社会和生态文明教研部主任龚维斌教授认为，人口流动、城镇化等因素带来的新变化使得传统以各种单位为基础的社会管理模式不再适应形势发展的要求，迫切需要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以适应人口流动和职住分离带来的新型社会治理的新要求。与会专家认为，基本公共服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公共卫生领域安全风险治理人才队伍建设不足等现实问题都是社会治理中的新挑战。
　　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的主要任务和路径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和发展安全两件大事，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战略高度对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提出了新要求。专家学者认为，要充分认识和增强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建设的自觉性、全面性、协同性、效能性，坚持问题导向，不断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顾秀莲强调，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以人民为中心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加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现代化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持续推进社会领域变革和建设。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所长陈光金研究员从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和“两步走”战略出发，提出可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的社会发展阶段分为总体宽裕阶段与共同富裕阶段，并分别提出两个阶段在城乡居民收入、全社会的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扶助相对贫困、社会结构调整、城乡居民的生活安全和社会安全方面的战略目标。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对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提出了新要求，这是党中央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战略高度提出的一项重大任务。何毅亭认为，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应着重做好四个方面工作：一是进一步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实现政府治理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二是进一步提高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水平，通过创新体制机制、畅通群众参与渠道、推动治理重心下移和资源下沉等方式，加快实现从传统社会管理到现代社会治理转变。三是进一步创新社会治理方式，更加注重用法治思维、科技手段解决社会矛盾纠纷，提高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四是加快形成有机衔接、协调联动、高效便捷的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格局，培育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多措并举从源头上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面对社会治理现代化过程中的诸多风险挑战，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院长冯仕政教授在分析“中等收入陷阱”内涵和标准基础上，认为中产阶级是社会治理的中坚力量，要对这部分人群进行充分赋权，使之在政治上具有适当的地位，逐步把有实力、有能量、有期望的中等收入群体，变成有地位、有权利、有体面的中产阶级，使之成为有担当、有能力、有作为的社会治理力量。
　　对于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的主要任务，魏礼群提出，要重点抓好8项主要任务，坚持以加强党对社会治理的全面领导为统领，确保社会治理现代化建设的正确方向；坚持以保障和提高民生福祉为根本，着力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坚持以创新和完善社会治理制度为保障，拓展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发展新局面；坚持以推进深层次改革为动力，加快完善社会治理现代化体制机制；坚持以全面加强和创新基层社会治理为重点，大力提升基层治理现代化水平；坚持以加强和创新市域社会治理为重要抓手，完善城乡社会治理现代化体系；坚持以社会治理数字化为战略任务，全面提升社会治理智能化、现代化水平；坚持以提升社会治理能力建设为关键，全面增强社会治理现代化建设整体效能。
　　下沉社会治理重心，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
　　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的战略擘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对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作出重要部署。中国法学会学术委员会主任、吉林大学哲学社会科学资深教授张文显提出，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要以国家安全为基石建设涵盖政治安全、政策安全、制度安全、意识形态安全、经济安全、社会安全、生态安全、人民生命安全等在内的新时代平安体系；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把安全和发展贯穿到国家发展的各个领域、各个环节；把统筹发展和安全作为重要抓手；以法治为根本保障，以中国制度支撑中国治理，创建国家安全、社会安定、人民安宁的平安中国新机制。
　　基层是社会治理的重心。龚维斌认为，要加强基层社会治理队伍建设，立足当地人口结构、资源条件、居住特点、生产生活方式、文化传统等实际情况，上下联动、左右协调，以党建引领，整合各类力量，统筹各种资源，稳定和扩大基层社会治理队伍，提升基层社会治理队伍能力，形成各具特点、功能互补的基层社会治理力量体系，增强基层社会治理效能。浙江省嘉善县委书记洪湖鹏提出，推进社会治理要充分发挥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优势，全民参与、数字赋能和改革创新，在“自治、法治、德治”的基础上加强“智治”，探索“县镇一体、县乡一体”治理新模式，打造县域社会治理共同体。对于如何树立社会治理共同体意识，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社会和生态文明教研部丁元竹教授认为，要从5个方面着力：一是积极倡导全体社会成员的奉献精神、社会服务精神和人类福祉精神；二是通过制度建设和强化制度实施提高全体社会成员参与社会事务的热情和解决社会问题的积极性；三是激励更多成员参与社会事务；四是促进社区治理创新，推进社区治理向基层下移；五是重视网络文化建设。
　　云南省怒江州兰坪县副县长宋彪从脱贫攻坚一线实践出发，认为脱贫攻坚这种倒逼式反贫困模式，推动形成了以地方政府为主体、帮扶单位为补充、贫困农户为对象、脱贫项目为依托、党的领导为保障的全社会超常规、学习型的社会治理共同体。陕西省榆林市委政法委常务副书记刘静妮则结合资源型城市治理实践提出，要充分发挥市域承上启下的统筹作用和资源调配优势，通过“共建共治共享”解决好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打通社会治理“最后一公里”，推进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对于如何发挥超大城市治理对社会治理的作用，北京大学陆军教授提出，超特大城市是推动我国形成高质量发展和区域经济布局的基石，也是启动并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重要动力，应加快激活微观主体、疏通发展路径和构建宏观网络体系，形成社区—街区—城市—都市区等多重空间单元联系贯通的社会空间治理机制，这是提升我国超特大城市社会治理能力和治理效率的重中之重。
　　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这在历次党的全会文献中是第一次。中国社会保障学会养老服务分会会长、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社会和生态文明教研部青连斌教授认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是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方面，应注重抓好“一老”“一小”，“一老”即建立健全包括养老保险、长期护理保险特别是养老服务在内的养老保障体系；“一小”即完善和落实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和可持续发展。国家老龄委办公室原副主任闫青春认为，要完善康养产业的保障、服务、管理、运行等方面标准、规范和政策法规，把全方位多层次实施健康中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变为实际行为。中国养老金融50人论坛秘书长董克用教授还提出要发展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谈及健全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可持续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社会发展司司长欧晓理认为，“十四五”时期工作重心要进一步推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更加完善，精准化水平明显提高，国家基本公共服务制度更加健全，服务项目和基本标准不断完善，城乡区域群体间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差距明显缩小。要加强基本公共服务保障能力建设，推动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持续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大幅缩小区域基本公共服务差距等。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社会管理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朱光明教授提出，应及早补齐公共卫生人才短板，健全公共卫生领域安全风险治理体系。
　　社会治理现代化亟须社会诚信治理
　　诚信是社会治理基石。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政法教研部王伟教授认为，建立健全社会信用体系是推动国家治理法治化、实现社会信用从政策化向法治化变革、确立社会信用法治体系的迫切需要，法治主线、制度体系、分类规制是确立社会信用规则体系的途径。中国政法大学刘瑛教授认为，应把诚信理念和法治思维相结合，建立完备的诚信立法体系、高效的诚信法治实施体系、有力的诚信保障体系和严密的诚信法治监督体系，把信用机制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对于如何发挥激励和惩戒在诚信建设中的导向作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金融司原副司长李聚合认为，有4类情况应适用守信激励和联合惩戒范围：一是严重侵害人身和财产权，二是破坏市场秩序，三是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政府和其他司法部门确定的行政义务，四是拒不执行国防义务。他建议，未来信用体系建设方面应重点关注信用修复，信息的加工、处理、使用，以信用为基础的监管体制的发展，大数据平台对信用信息的管理职能和义务，普惠金融与金融科技的发展以及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市场化主体培育等。
　　（田玉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