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代移动通信（6G）：2026-2030技术攻关期的战略抉择与路径前瞻

国声智库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经济窗编辑部    联合出品

摘要

本报告以2026年4月为时间基准，聚焦第六代移动通信（6G）从技术攻关期（2026-2030）向商用初期（2030年后）过渡的关键阶段，系统评估了全球6G技术研发的核心瓶颈、战略博弈格局与中国面临的机遇与挑战。报告基于对ITU-R IMT-2030框架、3GPP标准化路线图、GSMA产业分析及中国信通院白皮书等权威资料的梳理，结合2026全球6G技术大会、中关村论坛等最新产业动态，提出以下核心判断：第一，太赫兹通信的工程化功耗问题是制约6G商用的首要技术瓶颈，其突破路径依赖“器件-算法-架构”协同创新，2026-2028年的攻关成果将直接决定2030年商用的技术成熟度；第二，空天地一体化网络的组网复杂度远超5G，各国在卫星互联网与地面6G网络的融合方案上尚未形成共识，这为中国实现战略超越提供了关键窗口期；第三，中国在6G专利和标准化方面处于全球领先地位，但在核心器件（高端射频芯片、太赫兹源）和基础软件（AI原生网络协议栈、分布式AI框架）上仍面临“卡脖子”风险，需警惕“有标准无产品”的战略困境；第四，AI与6G的深度融合将催生新型基础软件栈需求，这可能成为继射频芯片之后的又一关键“卡脖子”领域，其战略重要性不亚于硬件。报告在对比美欧日韩6G战略的基础上，提出了与“十四五”规划及国家6G技术研发试验相衔接的七项具体政策建议，涵盖核心技术攻关、产业生态构建、国际合作策略和标准战略制定等维度，旨在为政府决策层、产业界和学术界提供参考。

背景介绍

研究背景与动机

移动通信技术每隔十年左右经历一次代际更迭，这一规律自1G时代以来已被反复验证。当前，5G网络已进入商用中后期，全球5G用户数突破20亿，但5G在垂直行业应用中的深度渗透仍面临成本、覆盖和标准化等多重挑战。与此同时，面向2030年及未来的第六代移动通信技术（6G）已从白皮书上的技术愿景走向工程现实，全球主要经济体纷纷加速布局，6G竞争已从技术预研阶段进入关键技术攻关和标准制定的关键窗口期。

2026年3月，中国政府工作报告连续第二年将6G列为重点培育的未来产业，明确提出“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等未来产业”^[1]。此前，202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定调“以科技创新引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明确适度超前部署6G基础设施^[2]。2026年初，国家正式启动6G第二阶段技术试验，标志着中国6G研发从概念验证进入系统验证阶段。这些政策信号表明，6G已从远期愿景上升为国家战略层面的紧迫任务。

从全球视角看，6G竞争格局呈现“中美主导、多方竞逐”的态势。美国通过“下一代G”联盟（Next G Alliance）整合产业资源，欧盟依托“6G旗舰项目”（Hexa-X）推进技术攻关，日本和韩国分别提出“Beyond 5G/6G”战略和“6G研发战略”。各国在太赫兹通信、智能超表面（RIS）、空天地一体化网络、AI原生网络等关键方向上的投入持续加码，6G标准化的国际博弈已提前展开。

本报告选择在2026年4月这一时间节点撰写，基于以下考量：第一，6G技术正处于从“概念验证”向“系统验证”过渡的关键阶段，2026-2028年的技术攻关成果将直接决定2030年商用的技术成熟度；第二，3GPP预计将在2026-2027年启动6G标准化的正式工作，各国在标准制定中的话语权争夺将进入白热化阶段；第三，中国在6G领域的政策布局已从顶层设计转向实质性资金扶持和技术攻关，亟需对研发瓶颈、战略风险和产业路径进行系统性评估。

研究范围与方法

本报告的研究时间范围以2026年4月为基准，聚焦2026-2030年的技术攻关期，并前瞻2030年后的商用初期。研究内容涵盖四个维度：技术维度，重点评估太赫兹通信、空天地一体化网络、AI与6G融合等核心技术的研发进展与瓶颈；产业维度，分析中国6G产业链的竞争优势与短板，特别是核心器件和基础软件的“卡脖子”风险；战略维度，比较美欧日韩的6G战略布局，评估全球6G竞争格局及中国的战略机遇；政策维度，提出与“十四五”规划及国家6G技术研发试验相衔接的具体政策建议。

研究方法上，本报告采用文献分析、政策梳理和产业调研相结合的方式。数据来源包括：ITU-R IMT-2030框架建议、3GPP标准化路线图、GSMA产业报告、中国信通院《6G白皮书》及系列研究报告、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统计数据，以及2026全球6G技术大会、2026中关村论坛等最新产业动态信息。报告在分析过程中注重区分高置信度事实与低置信度趋势判断，对推测性内容予以明确标注。

主要发现

一、6G技术愿景与核心能力框架

6G并非5G的简单升级，而是一次通信范式的根本性变革。根据ITU-R IMT-2030框架建议，6G将实现五大能力提升和三大新场景。五大能力提升包括：峰值速率达到1 Tbps（是5G的10-100倍）、时延低至0.1毫秒（是5G的十分之一）、连接密度达到每平方公里千万级、定位精度达到厘米级、频谱效率提升1.5-3倍。三大新场景为：沉浸式通信（Immersive Communication）、超大规模连接（Massive Communication）、高可靠低时延通信（Ultra-reliable and Low-latency Communication），以及新增的“通感算智一体化”和“空天地一体化”两大跨领域能力。

从技术架构看，6G将实现从“移动通信网络”向“移动信息网络”的演进，即网络不仅提供通信服务，还将与感知、计算和人工智能等能力深度融合^[3]。这一转变意味着6G网络将具备“思考”与“决策”能力，能够根据业务需求动态调整资源配置。2026年3月，南京紫金山实验室的试验展示了这一能力：在无线网络实时控制下，一颗乒乓球在移动中的“球拍”上连续跳动，并有规律地划出圆周轨迹，可靠性超过99.99%^[1]。

二、太赫兹通信：突破与瓶颈并存

太赫兹频段（0.1-10 THz）是6G的关键技术方向，其超大带宽特性为Tbps级数据传输提供了可能。2026年4月，在南京举办的全球6G技术大会上，中国在太赫兹通信领域取得的重要突破被集中展示：实现Tbps级实时传输（为5G的10倍以上），1秒可完成多部4K电影下载；同时攻克传输损耗难题，室外有效距离超过200米，穿墙损耗较毫米波降低40%^[4]。此前，中国航天科工二院25所已在国内首次完成太赫兹轨道角动量的实时无线传输通信实验，在110GHz频段实现100Gbps无线实时传输^[5]。

然而，太赫兹通信的工程化瓶颈依然严峻。太赫兹频段的路径损耗与频率的平方成正比，这意味着在相同距离下，太赫兹信号的衰减远高于毫米波^[6]。更为关键的是功耗问题：太赫兹器件的功耗是制约6G商用的首要技术瓶颈。当前，太赫兹射频芯片、高精度传感器等核心硬件仍高度依赖进口，一家通信企业的技术负责人在2026中关村论坛上透露，高端射频前端模组的采购周期长达3到6个月，价格被国外供应商严格控制，企业研发进度因此至少滞后了半年^[7]。

太赫兹功耗问题的解决路径已明确为“器件-算法-架构”协同创新。在器件层面，新型半导体材料（如氮化镓、磷化铟、石墨烯）和先进封装技术是关键；在算法层面，超大规模MIMO和智能超表面（RIS）可有效提升能效；在架构层面，通感算智一体化设计可降低系统级功耗。值得注意的是，AI在功耗优化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通过深度学习模型预测信道状态和动态调整发射功率，可在保证通信质量的前提下显著降低能耗^[8]。

三、空天地一体化网络：复杂度与战略机遇

空天地一体化网络（Space-Air-Ground Integrated Network, SAGIN）是6G区别于5G的标志性能力之一，旨在实现全球无缝覆盖。这一愿景的实现面临远超5G的组网复杂度，具体体现在三个层面：星间链路管理、频谱共享与协调、移动性管理。

在星间链路管理方面，低轨卫星星座（如Starlink、千帆星座）的卫星数量可达数千甚至数万颗，卫星间的高速动态切换和路由管理是前所未有的技术挑战。2026年4月，全球6G技术大会专门设立了“面向空天地一体化网络的多模态融合通信”分会场，讨论动态拓扑管理、多模态融合通信等关键技术^[9]。在频谱共享方面，卫星通信与地面通信使用不同频段，但6G时代需要实现频谱资源的动态共享和协调，这涉及复杂的国际频谱监管协调。在移动性管理方面，用户设备在卫星覆盖区和地面基站之间的无缝切换，要求网络具备毫秒级的切换能力和跨域认证机制。

目前，各国在卫星互联网和地面6G网络之间的融合方案尚未形成共识。美国Starlink已部署超过6000颗卫星，但其与地面5G网络的融合仍处于试验阶段；中国的千帆星座计划已进入规模组网阶段，2025年中国卫星互联网市场规模持续增长^[10]。这种“尚未形成共识”的状态，恰恰为中国实现战略超越提供了关键窗口期。中国凭借“天基+地基”的协同优势，最有可能率先提出并主导融合标准，从而重塑全球通信基础设施格局。

四、中国6G创新：领先优势与“卡脖子”风险并存

中国在6G专利和标准化方面处于全球领先地位。根据国家知识产权局的数据，中国6G核心专利占比已超过40%，位居全球第一。在标准化方面，中国依托IMT-2030推进组统筹研发，积极参与ITU-R和3GPP的标准化工作，在太赫兹通信、智能超表面等关键领域的技术提案数量领先^[2]。

然而，领先优势的背后隐藏着不容忽视的战略风险。在核心器件方面，6G所需的高端射频芯片、太赫兹源、高精度传感器等核心硬件仍高度依赖进口。通信行业资深分析师郭涛在接受财联社记者采访时指出，中国在射频芯片、基带芯片等核心器件以及基础软件方面仍存在明显短板^[11]。这种“标准领先、器件受制”的格局，可能导致中国陷入“有标准无产品”的战略困境——在标准制定中拥有话语权，但在商用阶段因核心器件受制于人而丧失竞争优势。

更值得警惕的是，AI与6G的深度融合将催生新的“卡脖子”领域——基础软件栈。6G网络将实现AI原生，即AI能力内嵌于网络架构的每个层面，这将对分布式AI推理框架、联邦学习平台和隐私计算协议等新型基础软件栈产生迫切需求。如果中国在这些软件生态上受制于人，即使硬件实现自主可控，6G网络的“大脑”和“灵魂”也将被他人掌控。这一风险的战略重要性不亚于硬件“卡脖子”，需要提前布局。

五、全球6G竞争格局：分歧与协同并存

全球6G竞争格局呈现“分歧”与“协同”并存的复杂态势。在技术路线层面，美欧日韩之间存在明显分歧。美国推动Open RAN（开放无线接入网）架构，强调网络开放性和供应商多元化；欧洲则倾向于传统封闭架构，注重网络性能和安全性；日本和韩国在毫米波和太赫兹技术方面各有侧重。这种分歧为中国提供了“精准合作、重点突破”的战略窗口，中国可与欧洲在太赫兹器件、与日韩在AI算法等非敏感领域开展合作。

然而，地缘政治压力正加速推动美欧日韩形成对华技术脱钩的协同趋势。美国通过“芯片与科学法案”和“下一代G”联盟，试图构建排除中国的6G供应链；欧盟在“6G旗舰项目”中加强了与美国的协调；日本和韩国在半导体和通信设备领域配合美国的出口管制。这一趋势要求中国在利用分歧的同时，必须做好应对全面技术脱钩的预案，加速构建自主可控的6G全产业链。

值得注意的是，空天地一体化网络的商用部署将面临“全球覆盖”与“本地化服务”之间的根本矛盾。实现“全球无缝覆盖”是6G的标志性愿景，但各国在频谱监管、数据主权、安全要求等方面的巨大差异，将导致全球难以形成统一的部署标准。区域化、差异化的融合方案将是更现实的路径，这可能加剧全球6G标准的“碎片化”。中国在推动全球统一标准的同时，也需要为区域化部署做好准备。

深度分析

一、技术攻关路线图与时间表

6G 技术从研发到商用通常经历概念验证、关键技术攻关、系统验证、标准制定、商用部署五个阶段。根据 3GPP 的规划，6G 标准化工作预计在 2026-2027 年正式启动，2029-2030 年完成第一版标准（Release 21/22），2030 年前后启动商用部署。中国信通院《6G 白皮书》提出的时间表与此基本一致，但强调中国应在标准制定中争取更大话语权。

从技术攻关的角度看，2026-2028 年是决定 6G 商用技术成熟度的关键窗口期。在这一阶段，需要重点突破三大技术瓶颈：太赫兹通信的工程化功耗问题、空天地一体化网络的组网复杂度问题、AI 与 6G 深度融合的基础软件栈问题。以下从技术路线、攻关重点和预期成果三个维度进行分析。

太赫兹通信的攻关路线可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是器件突破，重点研发基于氮化镓（GaN）、磷化铟（InP）等新型半导体材料的高效太赫兹射频芯片，目标是将功放效率从目前的 5-10% 提升至 20% 以上。第二层次是算法优化，通过超大规模 MIMO 和智能超表面（RIS）技术提升能效，超大规模 MIMO 可在不增加发射功率的情况下将频谱效率提升数倍，RIS 则可通过智能调控电磁波传播环境降低路径损耗。第三层次是架构创新，通过通感算智一体化设计实现系统级功耗优化，例如将通信信号与感知信号共用射频链路，减少硬件冗余。

空天地一体化网络的攻关重点包括：星间激光链路技术，实现卫星间的高速数据传输；动态频谱共享技术，实现卫星通信与地面通信的频谱资源协调；跨域移动性管理技术，实现用户设备在卫星和地面网络间的无缝切换。中国在卫星互联网领域的布局为这些攻关提供了试验平台。然而，根据 2026 中关村论坛的产业反馈，6G 原型样机研发仍面临核心器件依赖进口的挑战。一家通信企业技术负责人透露，高端射频前端模组采购周期长达 3 到 6 个月，价格被国外供应商严格控制，导致研发进度至少滞后半年 ^[7]。这表明星地融合通信的工程化落地仍需克服供应链瓶颈，国产化替代迫在眉睫。

AI 与 6G 融合的攻关方向包括：分布式 AI 推理框架，支持在边缘节点和终端设备上实时运行 AI 模型；联邦学习平台，实现跨域数据协同训练而不泄露隐私；隐私计算协议，保障用户数据在 6G 网络中的安全流通。高通在 MWC 巴塞罗那 2026 上展示了 AI 原生的 6G 原型系统，强调从基础到新服务全面打造 AI 原生能力 ^[12]。

二、产业生态构建与价值链重塑

6G 的产业生态将比 5G 更加复杂和多元。5G 时代，产业生态主要由运营商、设备商、芯片商和终端厂商构成；6G 时代，卫星互联网运营商、AI 平台公司、感知设备厂商、垂直行业解决方案提供商等新角色将深度参与，产业价值链将发生根本性重塑。

从价值链的角度看，6G 产业可分为五个层次：核心器件层（射频芯片、太赫兹源、传感器）、网络设备层（基站、卫星、核心网）、基础软件层（AI 框架、协议栈、操作系统）、平台服务层（云平台、边缘计算、数据中台）和应用场景层（工业互联网、自动驾驶、远程医疗、沉浸式 XR）。中国在核心器件层和基础软件层存在明显短板，在网络设备层和平台服务层具有较强竞争力，在应用场景层具有市场规模优势。

产业链的“木桶效应”决定了 6G 产业化的整体水平取决于最短板的长度。当前，核心器件和基础软件是中国 6G 产业链的明显短板。2026 中关村论坛上，多家企业反映 6G 原型样机所需的高端射频前端模组仍主要依赖进口，采购周期长、价格高，严重制约了研发进度 ^[7]。在基础软件方面，虽然中国在 AI 框架（如华为昇思、百度飞桨）方面有所突破，但在分布式 AI 推理、联邦学习等面向 6G 的新型软件栈方面仍处于起步阶段。

产业生态构建的另一关键挑战是应用生态的“空心化”问题。5G 商用以来，虽然网络覆盖快速扩大，但杀手级应用仍然缺失，垂直行业应用的深度渗透面临成本高、标准化难、商业模式不清晰等挑战。6G 需要在应用生态构建上提前布局，避免重蹈 5G“有网无应用”的覆辙。

三、全球 6G 战略比较与启示

全球主要经济体在 6G 战略布局上各有侧重，呈现出差异化的竞争态势。以下从战略目标、技术路线、资金投入和产业政策四个维度进行比较分析。

美国的 6G 战略以“国家安全”和“技术领先”为核心目标。美国通过“下一代 G"联盟（Next G Alliance）整合高通、英特尔、苹果、谷歌等产业巨头，推动 6G 技术研发和标准制定。在技术路线上，美国强调 Open RAN 架构和 AI 原生网络，试图通过开放架构打破传统设备商的垄断。资金投入方面，美国通过“芯片与科学法案”等政策工具强化半导体供应链安全，间接支撑 6G 相关芯片的研发基础，确保其在关键硬件领域的优势地位。产业政策方面，美国采取“政府引导、企业主导”的模式，联邦通信委员会（FCC）已开放太赫兹频段用于试验。

欧盟的 6G 战略以“数字主权”和“绿色可持续”为核心目标。欧盟通过"6G 旗舰项目”（Hexa-X）和"6G 研究与发展计划”（6G-RD）整合欧洲研究力量。在技术路线上，欧盟注重网络能效和可持续发展，强调 6G 网络应实现“零能耗”目标。资金投入方面，欧盟依托“地平线欧洲”计划等框架为 6G 研发提供持续资金支持，注重绿色可持续发展。产业政策方面，欧盟通过“数字欧洲计划”支持 6G 试验平台建设，并推动成员国在频谱协调方面加强合作。

日本的 6G 战略以"Beyond 5G/6G"为核心框架，目标是“在 6G 时代恢复通信产业的国际竞争力”。日本总务省发布了"6G 综合战略”，重点布局太赫兹通信、光无线通信和 AI 网络优化。资金投入方面，日本政府设立了"6G 研究基金”，计划在近期投入显著资源以支持技术攻关。产业政策方面，日本推动 NTT、KDDI、软银等运营商与 NEC、富士通等设备商组建"6G 联盟”，加强产学研合作。

韩国的 6G 战略以"6G 先导国家”为目标。韩国科学与信息通信技术部发布了"6G 研发战略”，重点布局太赫兹通信、智能超表面和空天地一体化网络。资金投入方面，韩国政府计划在未来几年内投入大量资源，以巩固其在移动通信领域的传统优势。产业政策方面，韩国推动三星、LG、SK 电讯等企业组建"6G 研发中心”，并加强与美国、欧洲的合作。

中国的 6G 战略以“引领全球 6G 发展”为核心目标。中国依托 IMT-2030 推进组统筹研发，形成了“政府主导、企业主体、产学研协同”的创新体系。在技术路线上，中国强调“空天地海一体化”和“通感算智一体化”，注重技术自主可控。资金投入方面，中国拟发行超长期特别国债为 6G 研发提供资金保障 ^[2]。产业政策方面，中国通过国家 6G 技术研发试验推动技术攻关，2026 年初已启动第二阶段试验。放眼全球，当前 6G 赛道竞争日趋白热化，美国、欧盟、韩国等均加速技术研发和标准布局，试图抢占下一代通信技术主导权，我国稳步推进试验攻关，既是抢抓未来产业机遇，更是筑牢数字经济安全屏障 ^[13]。

从比较中可以看出，各国 6G 战略的共同点是都将 6G 视为国家战略重点，加大资金投入和政策支持。不同点在于：美国注重通过开放架构重塑产业格局，欧盟注重绿色可持续发展，日本和韩国注重恢复或巩固产业竞争力，中国注重技术自主可控和标准引领。这些差异为中国提供了“精准合作”的空间，但也意味着中国在标准制定中需要应对更多元的利益诉求。

四、战略风险与应对预案

中国 6G 发展面临四大战略风险，需要提前制定应对预案。

风险一：核心器件“卡脖子”风险。 6G 所需的高端射频芯片、太赫兹源、高精度传感器等核心硬件目前仍高度依赖进口。一旦地缘政治形势恶化，中国可能面临核心器件断供的风险。应对预案包括：加速国产化替代，在氮化镓、磷化铟等新型半导体材料领域加大研发投入；建立战略储备，对关键器件进行适度储备；推动国际合作，在非敏感领域保持技术交流渠道。

风险二：基础软件“卡脑子”风险。 AI 与 6G 的深度融合将催生对分布式 AI 推理框架、联邦学习平台和隐私计算协议等新型基础软件栈的迫切需求。如果中国在这些软件生态上受制于人，6G 网络的“大脑”和“灵魂”将被他人掌控。应对预案包括：将"AI+6G 基础软件栈”提升至国家战略高度，设立专项支持；鼓励产学研用联合攻关，推动国产 AI 框架在 6G 场景中的适配和优化；加强开源社区建设，吸引全球开发者参与。

风险三：标准碎片化风险。 空天地一体化网络的商用部署面临“全球覆盖”与“本地化服务”之间的根本矛盾，可能导致全球 6G 标准“碎片化”。应对预案包括：在推动全球统一标准的同时，积极参与区域性标准制定；倡导“核心标准统一、区域部署灵活”的格局；在“一带一路”框架下推动 6G 合作，扩大标准影响力。

风险四：应用生态“空心化”风险。 6G 商用后可能面临与 5G 类似的“有网无应用”困境，杀手级应用缺失将影响投资回报和产业可持续发展。应对预案包括：提前布局应用场景，在工业互联网、自动驾驶、远程医疗、沉浸式 XR 等领域开展试点；建立应用创新平台，降低中小企业开发 6G 应用的门槛；推动运营商与垂直行业深度合作，探索新型商业模式。

五、政策衔接与实施路径

中国 6G 政策已从顶层设计转向实质性的资金扶持、技术攻关与场景开放并重。2026 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培育发展 6G 等未来产业，并提出建立投入增长与风险分担机制，拟发行超长期特别国债提供资金保障 ^[2]。《“十五五”规划建议》明确提出打造空天地海一体化网络，全面培育新质生产力。这些政策信号表明，中国 6G 发展已进入“政策红利期”。

政策衔接的关键在于将国家战略目标转化为可操作的实施路径。建议从以下四个维度推进：第一，在技术攻关层面，依托国家 6G 技术研发试验，建立“揭榜挂帅”机制，集中力量攻克太赫兹功耗、空天地组网复杂度等核心瓶颈；第二，在产业生态层面，设立 6G 产业投资基金，引导社会资本投向核心器件和基础软件等短板领域；第三，在国际合作层面，积极参与 ITU-R 和 3GPP 的标准化工作，同时推动“一带一路”6G 合作框架建设；第四，在人才培养层面，在高校设立 6G 相关学科方向，培养跨学科复合型人才。

结论与建议

核心结论

基于上述分析，本报告得出以下核心结论。

第一，6G技术正处于从概念验证向系统验证过渡的关键阶段，2026-2028年的技术攻关成果将直接决定2030年商用的技术成熟度。太赫兹通信的工程化功耗问题、空天地一体化网络的组网复杂度问题、AI与6G深度融合的基础软件栈问题，是当前最紧迫的三大技术瓶颈。

第二，中国在6G专利和标准化方面处于全球领先地位，但在核心器件和基础软件上仍面临“卡脖子”风险。这种“标准领先、器件受制”的格局，可能导致中国陷入“有标准无产品”的战略困境。政策制定者必须清醒认识到，“有标准无产品”比“有产品无标准”更危险，必须将“补短板”提升到与“锻长板”同等重要的战略高度。

第三，空天地一体化网络是6G区别于5G的标志性能力，其组网复杂度是最大的挑战，但也是最大的战略机遇。中国凭借“天基+地基”的协同优势，最有可能率先提出并主导融合标准。然而，“全球覆盖”与“本地化服务”之间的根本矛盾，可能导致全球6G标准“碎片化”，中国需要在推动统一标准的同时为区域化部署做好准备。

第四，AI与6G的深度融合将催生新型基础软件栈需求，分布式AI推理框架、联邦学习平台和隐私计算协议可能成为继射频芯片之后的又一“卡脖子”领域。这一风险的战略重要性不亚于硬件“卡脖子”，需要提前布局。

第五，全球6G竞争格局呈现“分歧”与“协同”并存的复杂态势。美欧日韩在技术路线上存在分歧，为中国提供了“精准合作”的战略窗口；但地缘政治压力正加速推动其形成对华技术脱钩的协同趋势。中国需要在利用分歧的同时，做好应对全面技术脱钩的预案。

行动建议

基于上述结论，本报告提出以下七项具体政策建议。

建议一：设立6G核心技术攻关专项，集中突破太赫兹功耗瓶颈。 建议在“十五五”科技重大专项中设立6G核心技术攻关专项，聚焦太赫兹通信的工程化功耗问题，采取“揭榜挂帅”机制，鼓励产学研联合攻关。重点支持三个方向：基于氮化镓、磷化铟等新型半导体材料的高效太赫兹射频芯片研发；超大规模MIMO和智能超表面（RIS）的能效优化算法研究；通感算智一体化的系统级功耗优化架构设计。目标是在2028年前将太赫兹射频功放效率提升至20%以上，为2030年商用奠定基础。

建议二：将“AI+6G基础软件栈”提升至国家战略高度，设立专项支持。 建议在“十四五”相关规划中期评估或“十五五”规划预研中，将分布式AI推理框架、联邦学习平台和隐私计算协议列为与太赫兹器件同等重要的“卡脖子”技术攻关方向。设立“AI+6G基础软件栈”专项，支持国产AI框架（如华为昇思、百度飞桨）在6G场景中的适配和优化，推动建设面向6G的开源社区，吸引全球开发者参与。目标是在2030年前形成自主可控的6G基础软件栈体系。

建议三：构建“双轨制”国际合作策略，利用分歧、防范脱钩。 一方面，积极利用美欧日韩在技术路线上的分歧，在太赫兹器件、AI算法、绿色网络等非敏感领域开展务实合作，保持技术交流渠道畅通。建议与欧洲在“6G旗舰项目”框架下开展联合研究，与日韩在太赫兹通信领域建立双边合作机制。另一方面，必须建立“备胎”计划，在关键器件、基础软件和制造工艺上加速国产化替代，确保在最坏情况下产业链的基本运转。建议建立6G核心器件战略储备机制，对关键器件进行适度储备。

建议四：推动“核心标准统一、区域部署灵活”的6G标准战略。 建议在推动ITU-R和3GPP全球统一标准的同时，积极参与区域性标准制定，推动形成“核心标准统一、区域部署灵活”的格局。在“一带一路”框架下推动6G合作，扩大中国标准的影响力。建议在东南亚、中亚、非洲等地区建设6G试验网络，验证中国技术方案的可行性，为标准的国际推广奠定基础。

建议五：加速卫星互联网与地面6G网络的融合试验，抢占空天地一体化标准先机。 建议依托千帆星座等卫星互联网项目，加速与地面6G网络的融合试验。重点验证星间激光链路、动态频谱共享、跨域移动性管理等关键技术。建议在2027年前完成星地融合网络的技术验证，2028年前提出融合标准草案，争取在3GPP Release 22中纳入中国主导的空天地一体化网络架构。

建议六：提前布局6G应用生态，避免重蹈5G“有网无应用”覆辙。 建议在工业互联网、自动驾驶、远程医疗、沉浸式XR等领域提前开展6G应用试点。建议在雄安新区、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区域建设6G应用示范区，吸引垂直行业企业参与。建议设立6G应用创新基金，降低中小企业开发6G应用的门槛。建议推动运营商与垂直行业深度合作，探索“网络即服务”（NaaS）等新型商业模式。

建议七：加强6G人才队伍建设，培养跨学科复合型人才。 建议在高校设立6G相关学科方向，推动通信工程、计算机科学、人工智能、材料科学等学科的交叉融合。建议在“双一流”高校中设立6G研究院，吸引全球顶尖人才。建议建立6G人才国际交流机制，支持青年学者赴海外研修。建议在产业界建立6G人才实训基地，培养应用型人才。

展望

6G不仅是通信技术的代际升级，更是信息基础设施的根本性变革。它将实现从“万物互联”到“万物智联”的跨越，为数字经济发展提供新动能，为智慧社会建设提供新支撑。中国在6G领域拥有市场规模、产业配套和政策支持三大优势，有望在6G时代实现从“跟跑”到“领跑”的历史性跨越。

然而，领先优势并非一劳永逸。从“标准领先”到“产品领先”，从“技术突破”到“产业生态”，中国6G发展仍面临诸多挑战。核心器件和基础软件的“卡脖子”风险、空天地一体化网络的组网复杂度、全球6G竞争格局的不确定性，都是需要认真应对的课题。

站在2026年4月这一时间节点，6G技术正处于从概念验证向系统验证过渡的关键阶段。未来四年的技术攻关成果，将直接决定2030年商用的技术成熟度。对于政府决策层、产业界和学术界而言，这是一个需要战略定力和行动魄力的关键时期。只有坚持自主创新、开放合作、生态构建三位一体的发展路径，中国才能在6G时代赢得主动、赢得未来。

参考资料

●新华网. 6G：构筑未来世界的神经网络. 中国网, 2026-03-11 ^[1]

●未来移动通信论坛. 6G大会精彩预告 | 第一届太赫兹通信感知融合研讨会. 2026全球6G技术与产业生态大会官网, 2026-04-20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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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https://www.qualcomm.cn/news/blogs/2026/02/blog-2026-02-26

[13] https://finance.sina.com.cn/jjxw/2026-03-23/doc-inhrxmcx5551323.shtml

[14] https://www.g6gconference.com/index/Details/index.html?id=1237

[15] https://news.nuist.edu.cn/info/1002/129603.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