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从“短缺”到“高均衡出清”

中国规范各种课外辅导没有问题，但发现两个难题，第一是校内供给不足，第二是课外辅导转入游击战。第一种情况容易被人诟病为“中国教育短缺从而落后”，第二种情况容易被人借口指责为“低效监督”、“过度监督”。 

教育说跟到底是一种“高幂迂回”经济行为，形成三个环节：“教育供给”——“教育需求”——“人才需求”。产业需要三种人才“教士”、“创士”和“匠士”，教育必然需求这三种供给。但当下的中国在用人和教育上依然以“文凭”为导向，而非“才凭”为导向。 

“文凭导向”由若干因素构成：1.保留施教权，保持凝聚力；2.保留资源禀赋，保持部门利益；3.从分不从财，保持公平；4.混淆高智商和高才商，资源思维湮灭产品思维；5.重学习轻创新，对趋势麻木。导致这些因素的根因是缺乏变局敏感性。 

1.信息时代是太极文化的时代，培养世界人才是中国的必然选择；2.一方面世界型人才需求上升，另一方面中国人口出生率严重下降，中国所有的人都应当接受精准教育成为人才；3.日本人造胎盘技术、美国人机融合技术呼唤全面释放所有中国学子的创新潜能。 

事实证明中国教育需要增量改革。首先是教育的价值观问题。教育是为了人类更好的传递自然基因和社会基因。中国之所以五千年来没有祸害其他国家而能绵延不断，是因为中国坚持了“太极社会文化”，是共同体下的均衡性自由思维。 

“教域部”可以是增量教育改革中的一种有理论有实践、有标准有边界、可操作可推广的落地模式。遵循“教育部——教域部——教育供求——人才供求”的模式。线上决策——线上共享——线下实践。线下教育专业化、微分化、分散化。 

“教域部”最大的效应是监管和自主结合、共享和私享结合，既能做到对教育的有效控制，也能做到对教育的充分放任，一切为了最佳成长。教育部就像园丁，教域部就像葡萄树，葡萄球就像教育供求双方。 

增量改革下的供给方，应当本着为人的成长负责的态度提供商品，不同的教育商品可以有不同的品牌，这些品牌应当对教育者的内驱力形成冲击式唤醒。如爱能需、心流、贝尔、爱智慧、勇士、我才、大识、行道、知行、天健......。 

教育增量改革实验的经验是宝贵的，教训更是宝贵的，但无论试验多么曲折，教育改革的目标永远像一颗北斗星：教育部法定委托“教域部”对教育供求双方进行赋能式监管：发现供求双方的禀赋，促成供求双方的最高均衡。 

谁来做实践“教域部”的勇士？

（原文发布于2023年10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