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黄益平：中国数字经济的应用突围与平衡之道

  在全球数字化转型的狂飙突进中，中国数字经济以庞大市场规模和多元应用场景成为全球瞩目的增长极。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黄益平围绕中国数字经济的现状瓶颈、突破路径与平衡逻辑，从数字金融的创新实践到AI技术的应用边界，从全球化竞争策略到城市治理中的数字鸿沟，分享了自己的观察与思考。

  新华网：您长期关注数字金融领域，目前哪些应用较为成功？未来还有哪些提升空间？

  黄益平：数字金融的三大成功领域包括：智能客服，通过应用人工智能技术使效率与质量显著提升；移动支付，依托反欺诈算法和大数据，规模与效率全球领先；数字信贷，通过大数据和AI算法，可以将不良率控制在低位。

  此外，人工智能在金融领域的“双刃剑”效应需警惕：一方面提升数据处理、市场预测、客户服务和风控能力；另一方面，单一模型可能引发市场共振，加剧风险传导。

  新华网：数字经济的 “三升三降” 效应对城市治理提出了哪些新挑战？

  黄益平：所谓的“三升”就是扩大规模、提高效率、改善体验。过去很多服务基本上都是靠门店，现在用了数字化平台，商家面对的客户量一下子就广了。无论是支付宝还是微信支付，客户都是几亿甚至十几亿的量级，这在过去是很难想象的。“三降”就是降低成本、控制风险、减少接触。数字技术在城市治理中的典型应用如交通导流，可缓解拥堵。但“三升三降”也会带来数据隐私与效率平衡、算法透明度与公平性、基础设施依赖风险、数字鸿沟等多重挑战。

  新华网：目前看，国内数字经济尚未完全发展渗透，为何开始强调数字经济企业“走出去”？

  黄益平：国内市场仍有纵深，如智能投顾、农村数字金融等领域待开发。但“走出去”与国内发展并非不能兼容，国际竞争可倒逼企业提升技术水平，同时为国内创新提供新思路，形成“内外循环”的良性互动。而且，中国数字经济企业已经具备国际竞争力。我们有规模效应与技术落地经验，庞大内需市场助力企业快速验证商业模式，如移动支付、数字信贷的成熟经验可复制到海外。另外，能在中国市场生存的企业，往往具备较强的技术与风控能力，易获海外市场认可。

  新华网：您对中国数字经济的中长期发展有何期待？

  黄益平：我们很难精确预测技术演进路径，但可确定的是，人工智能将渗透至经济各环节，推动中国走向“高度数字化、智能化的经济形态”，并可能在应用端保持全球领先。

  新华网：数字经济时代，人才培养应聚焦哪些方向？

  黄益平：核心在于跨学科能力。经济、金融、管理等传统学科仍具价值，但需与AI技术深度融合。例如，金融专业学生需理解算法原理，管理人才需掌握数据驱动的决策逻辑。高校应加强交叉学科建设，培养“技术+业务”复合型人才，避免陷入“纯理论”或“纯技术”的单一维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