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教融合”的另一种更好的说法应当是“教产融合”,它与“学职融合”是一对太极概念。教产融合强调的是教育和产业的供给方,“学职融合”指的是教育和产业的需求方。其实,自从八十年代市场经济以来,“产教融合”已经在中国大地上如火如荼地开始,前几年眼见“产教融合”大厦飘摇,可以从方正大厦和清华紫光的结果体会得到。
我们当下要强调的真问题是“学职融合”,主要想提醒所有正在努力探索“教产融合”的志士,必须明晰这两组名词概念的区别和解决问题的重点。“产教融合”机构是重点,“学职融合”自然人是重点。在学校,学生是人才材料;在产业界,人材已经转换为人才。前者强调教师的科研成果是否可以顺利转化,后者强调材才是否可以顺利转化。
“产教融合”的过程中,牵涉到产权的转换问题,也因此引发出一系列关于教师知识产权转换的难题,也有国有资产流失的问题。但需要说明的事,学校的职能是培养学生,国家和社会应当给予高校足够多的资源和宽松的对待,避免高校将主要矛盾异化。中科院和学校不同的地方在于前者是研发机构,人才培养是次要问题。
当高校问题的重点放在“学职融合”时,人们自然就会得出一个重要的结论:衡量一个学校好坏的主要标志不是知识产权转换问题,而是人才培养的精细度问题。最近和加拿大一位张校长谈到杜威教育的核心思想时,谈到学以致用的问题。准确地说,杜威的教育思想关心的是“学职融合”而不是“产教融合”,是更加本质的教育思想。
“学职融合”引起的第一重效应是教育重点的转化。即从学校机构视角转向学生自然人视角,这是认知理念的转换,这种转换是教育核心任务的实事求是的转化。信息技术的发展,教育信息的泛在,AIGC教师的出现都在迫使人们进行教育的本质化理解。这种转化会促使中国教育优化的重要动力,相信不日将会为中国人才培养做出贡献。
“学职融合”引起的第二重效应是“学有所用”、“用有所学”的深度融合。即融合的纽带是天赋+偏好+就业意愿与就业供给的时空洽合。最具有典型性的是学职两境的随时转换,如同谷爱凌实现数亿身家,盖茨等高能人才一旦确认了天赋偏好和产业机会即行离开学校,迅速进入创新或者就业状态。可见,职业学校未见得需要独立构建,也未见得不能独立构建。
“学职融合”引起的第三重效应是“材才辩证决定”的逻辑。对于创新型人才,往往是“因材施教”、以材定产。对于工匠型人才,往往是“因才施教”、以产定教。既然如此,未来学校必须对教育进行放弃分数片面衡量的域改,由智慧化线上平台对所有的成长者进行教育、培训、就业、创业的甄策,并进行充分的成长资源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