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宝通：我在农村当“知青”时的理论发现

我是1963年从安康考到陕西师大二附中上高中的，当时极端偏科数理化，对政治、语文、历史等没有丝毫兴趣。1966年停课闹革命，是文化革命改变了我。毛主席说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当时发现社会科学领域很宽，对社会的意义更大，觉得数理化是小巫见大巫，于是就关心起社会科学了。那个年代是理论的年代，心里总想在理论上有所创新，有所建树。1968年上山下乡，接触了农村实际，下乡两年给了我理论思考的机会。

我们下乡的地方在紧靠宝鸡市区西边硖石沟道的半山坡上，那里耕地很多，队里大都是贫下中农，只有几个富农，都是生产队的壮劳力。因为经济落后，阶级分化不厉害，没有地主。当时讲社会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要以阶级斗争为纲，但生产资料公有以后，阶级存在的基础已经没有了。农村实行集体所有制，各种阶级成分的人都是集体经济的成员，觉得拿阶级斗争解释不了当时农村的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

那个时候全国实行单一的公有制：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但社会还是有矛盾的。农村生产资料虽然集体所有了，但劳动力还是自已的。劳动中我们知青热情很高，但农民却是出工不出力，劳动积极性不高。我发现生产资料集体所有和劳动力个人所有是矛盾的。再扩大到整个社会，生产资料虽然全民所有了，但劳动力还是个人的，还需要按劳分配。因此我提出社会主义的主要矛盾是生产资料的公有和劳动力个人所有的矛盾。

1970年招工出来以后，我们西安几个学校对社会问题关心的知青在一起学习，在“地下”讨论理论问题。我明确地论述了社会主义的主要矛盾不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生产资料的公有和劳动力个人所有的矛盾，不能以阶级斗争为纲，而要处理好人民内部公与私的关系。改革开放后农村实行了家庭承包，城市开放了劳动力市场，全社会尊重人权，我的文章被《新华文摘》全文转载，验证了劳动力的个人所有，检验了我在农村当知青时的理论发现。（作者系陕西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