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日旭：丝绸之路上的货币演进及其特征

丝绸之路上的货币演进及其特征

兰日旭

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院  100081

 摘要：在西汉正式“凿空”丝绸之路之前，中西依托物物交易等方式已经开始了长期的经济交往。自西汉“凿空”以来，丝绸之路上的货币形式经历了一个复杂、多元向相对单一的转变。唐朝怛罗斯战役之前，陆上丝绸之路占据主导地位期间，以铜钱、丝绸等中国货币形式为中心，极大促进了西域地区经济货币化进程；丝绸之路的重心转向海上丝绸之路以降，在明清之前中国铜钱及沿线国家和地区仿制中国的铜钱基本占据着丝绸之路上的货币中心地位，明清之后则以白银流入中国为主，白银和银元逐步成为海上丝绸之路上的中心货币媒介。丝绸之路上的货币变迁短途上的多元化货币曾交替出现，远途则以金币、银币、白银、铜钱、丝绸等价值较高的货币为主；丝绸之路上货币的长期演进基本遵行了诱致性的路径，而货币主体的变化深受中国王朝变动所引发对丝路上经济主导权更替的影响。

关键词：丝绸之路 物物交易 多样化货币 单一货币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丝绸之路的研究在前期基础上再次引发了社会各界更大程度和领域的关注，发表了一大批与此为主题的论著，但从现有的研究来看，涉及丝绸之路上货币的研究则相对缺乏。已有涉及丝路货币的成果，绝大部分都是对考古发掘中货币实物的考证、辨析、解读；极少一部分对丝绸之路上货币的研究也以某一个地区或某一时段的分析为主，鲜少从整个丝绸之路发展变迁的背景下来梳理和分析的。本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充分利用考古发掘的货币实物，系统梳理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路线变迁的前提下，长时段地探索丝绸之路上货币流通变迁概况及其特征，为当前构建商贸强国和“一带一路”倡议建设提供镜鉴。

    一、陆上丝绸之路上的货币演进

陆上丝绸之路始于先秦，兴于汉代，盛于唐代，绵延两千余年，由东往西延伸，以长安（即今之西安）为起点，经甘肃、新疆，到中亚、西亚，并联结地中海的陆上通道。“在张骞通西域以前，中国的丝绸、蜀布、邛竹等货物虽已销往大夏、印度等国，但中间都经过了许多国家和民族的转手贩运。”到西汉张骞“凿空”陆上丝绸之路时，中原经过西域通到中亚、西亚的商路正式打通。在西汉政府的保障下，丝路上的商业贸易得到了快速发展。东汉时期，在班固等人的维护下，陆上丝绸之路得到了进一步往西延伸。之后，到隋朝时陆上丝绸之路完全形成。据608年成书的《西域图记》记载，以敦煌为出发点，已经形成了三条到达地中海东岸的主干线：北道从伊吾，经天山北麓的蒲类海、铁勒部、突厥可汗庭，渡北流河，过里海北，到拂菻国和西海沿岸的刻赤；中道过高昌、焉耆、龟兹、疏勒后，越葱岭，经康国、安国等地，到波斯和西海东岸的安都城；南道经鄯善、于阗、喝槃陀，越葱岭后，过吐火罗，到北波罗国和西海。这样，到唐代时，陆上丝绸之路达到了鼎盛时期。751年，怛罗斯之战，唐军失利，陆上丝绸之路在中西商贸交往中的中心地位逐步被海上丝绸之路所替代。

自西汉“凿空”陆上丝绸之路以来，借助丝绸商路，中国的丝绸、火药、纸张、茶叶、铁器等种类繁多的物品被大量运往沿线欧亚各国；西域的宝石、香料、玻璃器具、毛毯、马羊以及葡萄、石榴等物品，也源源不断地运至中国内地。在此过程中，陆上丝绸之路及其沿线地区商业贸易活动的开展中，充当贸易媒介的货币深受商路环境变化影响而呈现出复杂曲折的变化。

在陆上丝绸之路正式“凿空”之前，从现有的考古资料来判断，中原与西域、中亚、西亚、南亚等地区的交往已经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安阳妇好墓出土了大量的和田玉，而张骞首次出使西域所看到的丝绸、蜀布等物品，无疑表明中原与西域之间已经有了商贸上的交往。“斯基泰人活跃于北方草原之路的事实是此种联系得以发生的地理基础”，“中国与中亚及南亚的民间贸易和文化交流早就有一定规模，中国最古老的神奇特产——丝织品成为西方人对中国最华丽的印象。”只是，在考古发掘中尚未发现此时商路上已经采用相对固定充当货币交易的媒介依据，由此可见张骞通西域之前中西之间存在明显的商贸交往行为，但已有的交易应该基本停留在物物交易的范畴之内。

随着张骞正式“凿空”西域，中原与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商贸交往开始向货币经济转变。根据斯坦因在新疆地区的考古发掘，丝路沿线地区出土了大量汉代钱币。“汉代方孔式铜钱散布之多，很为重要，由此可见这种小钱流布之广而且多，以及普通由钱币所指示的贸易之盛。”此时，丝路沿线商贸交往的货币仍未向单一货币转化，还呈现出多样化的特征。从考古发掘出现的实物和文书等资料来判断，中原地区流向丝路沿线充当货币的主要是丝绸、铜钱和粮食三种相对固定的类型，这与中原地区派遣使者携带大量礼品出使沿线地区、尤其是在新疆沿线地区派兵驻守、屯田的费用支出密切相关，流入丝路沿线地区之后，逐步成为相应地区的货币构成之一，引发了沿线地区的使用和仿铸；地中海沿岸、西亚、南亚地区流向丝路沿线充当货币的则以金币、银币等为主，“以金银为钱，银钱十当金钱一。与安息、天竺交市于海中，利有十倍。”而介于东西方之间的中亚、新疆地区则以毛毯、玉石、金银、动物等充当货币。随着丝路沿线地区的不断拓展和稳定，丝路沿线的货币才逐步集中到来自西方的金币、银币和中原地区的铜币、丝绸；丝路沿线的新疆地区作为中西方丝路上的贸易中介，不但完全接受了中原地区输送的铜币、丝绸、粮食等货币类型，而且还根据所在地区的贸易状况，仿铸了中原地区的铜币，比较著名的有于阗铜币——汉佉二体钱（和田马钱）、龟兹五铢；西方地区输入的金币和银币，但与铜币、丝绸以及本地的多样化货币相比，使用频率较低，更多是充当装饰品等使用。“仿东罗马（Bvzantine）式铸的金币，按照古代风俗含在死者的口中，西元后第六世纪萨珊朝诸王所铸的银币则用来掩住双眼。”当然，在此期间，丝绸则完全受到丝路沿线各国和地区的接受，部分充当了货币媒介的功能。

东汉之后，受北方和西北的游牧民族的干扰，丝路商贸呈现出时断时续的局面，丝路贸易波动较大，但丝路沿线的商贸交往并没有中断，介于丝路东西之间的新疆地区仍然受到中原地区的巨大影响。《后汉书·西域传》记载：“驰命走驿，不绝于时日；商胡贩客，日款于塞下。”受商贸交往的影响，丝路上的货币尽管延续了汉朝时期惯例，来自中原地区的货币仍然占据中心地位，但来自丝路西边沿线东罗马、波斯等帝国的货币影响逐步加大。“我国内地的铜币依然在西域发生重大影响，西域本地铸造的货币皆继续仿照内地形式，仍以铜为质。外国的金、银币虽已大量输入，并已成为一股强大的货币冲击波，然而始终未能取代和结束传统铜币的历史地位。”当然，受中原地区货币多样化的影响，西域地区的货币也介于多元化之间，受经济发展程度低和游牧民族时断时续的干扰约束，在货币上更加依附于丝绸、粮食、动物等实物货币；而来自丝路西端国家购买丝绸等物品而引致金银币较大幅度的输入，自然西域地区除模仿中原的铜质货币外，还增加了铸造仿制金银币，只是在流通中频率不高，仍然更多地用于宗教、习俗等活动。

隋朝结束分裂重新实现统一，特别是唐代在西域地区加强行政管制，极大拓展了陆上丝路的范围，而唐代在西域地区的驻兵，把中原地区的大量物资和货币不断输送到西域，极大推动了西域地区的经济货币化程度。只是在当时的条件下，唐代难以完全满足西域地区以致遣使的巨额经费的需求，在外输送的物质中，仍然维持了铜币、丝绸和粮食的多样化货币格局。“在唐朝，当中央政府铸造不出与其开销等价的铜钱时，丝绸便有了另一种重要的功能。当时政府承认三种通货：铜钱、谷物和丝绸。因为货币短缺经常发生，而谷物又容易腐烂，很多交易是用成匹的丝绸完成的。”在这个过程中，逐步形成了钱、粮、绢为主的三种主要货币形式，并在交易中构建起相互兑换的比率。而新疆地区丝路内部的交易则主要以动物、毛毯、粮食作为媒介，并折算成钱、帛或粮食，简化了货币种类，极大推进了经济货币化程度。新疆地区往西的丝路国家则仍以金银币为主，夹杂着牛马、宝石等多元化的货币。在丝路交往中，“罗马商人并非只用钱币来支付货款。他们同样以精致的玻璃、银器和黄金，还有来自红海的珊瑚和黄玉、阿拉伯出产的罗香精油进行交易，换取纺织品、香料以及靛蓝这样的染料。”在中亚的草原地区，“毛皮甚至被当作货币使用，有着固定的交换价值；18张旧松鼠皮值一枚银币，而用单张皮可以换到‘一条大面包，足够一个成年男子食用’。”当然，丝路西端国家深受对中原地区丝绸等物品的需求，持续接受丝绸作为货币媒介职能的作用。怛罗斯战役，唐军失利，中原地区渐渐失去了对西域地区的控制力和丝路西端的影响力，由此也改变了与西部国家主要依靠陆上丝绸之路连接沟通的格局，开始转向了海上丝绸之路。在此之后的陆上丝绸之路的交往，虽然还一直延续着，但其影响力已经远远无法跟汉、唐时期相比，由此也使中原地区往外输送的货币影响力逐步退化，无法像唐代之前那样借助丝绸为主的货币媒介，把一个横跨中西的商路给贯穿起来，由此大大延缓了新疆地区的经济货币化进程。

二、海上丝绸之路上的货币演进

陆上丝路与海上丝路在时间上的依存关系并非割裂的，存在重叠，只是从贸易上而言有着占据中外交往频繁程度和地位上的区别。海上丝路通常分为东西两条，东向航线又称为东海丝路，系指自中国东北部沿海，经渤海或黄海、或东海到达朝鲜，再渡朝鲜海峡，最终抵达日本的贸易航线。西向航线又称为南海丝路，系指从中国东南沿海出发，经南海、印度洋至西亚、非洲的贸易航线。

海上丝路的贯通经历了一个相对复杂和漫长的过程。公元前2世纪，汉武帝派出远洋船队驶往印度洋，开辟了南海—印度洋航线，海上丝路开始出现。只是在唐代失去对陆上丝路的控制实力之后，丝路的重心才逐步转向海上丝路。《新唐书·地理志》记载，“广州通海夷道”，大体上从广州出发，经香港大屿山以北入海，经海南岛东部向南抵达越南占婆岛、昆仑岛；再向南经新加坡至苏门达腊岛或爪哇岛；经马六甲海峡进入印度洋，西航至斯里兰卡，再沿印度西海岸至巴基斯坦卡拉奇，向西进入波斯湾，抵达今天的伊朗阿巴丹、奥波拉，溯幼发拉底河至巴士拉，由此陆运至阿拉伯帝国首都巴格达。在此基础上，宋元海上丝路进一步向前延伸到阿拉伯半岛西端的亚丁及东非沿岸。远达东非及赤道以南的非洲，不仅开辟了远至东非的航路，而且在亚非地区还开辟了许多短距离、多点交叉的新航线。到明朝郑和下西洋时，以中国为主导的海上丝路范畴推向了顶峰，之后呈现不断萎缩之势。随着西方进入东方，原有的海上丝路渐趋为西方探索的新航路所覆盖，并为其所控制。

纵观海上丝路的变迁，海丝上的货币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并非一致的，而是存在极大差别。在唐朝把对外交往重心从陆上丝绸之路转向海上丝绸之路之前，海丝上的交易主要集中东海线路和南海路线的部分地区，交易的物品完全以中国的丝绸等物品外输为主，输入中国短缺的铜、银、铁、铅、香料、粮食等商品。在海上丝路的贸易中，充当商品交易的媒介存在物物交易向多元化转变的趋势。在此过程中，因中国历代铸造的钱币较为规范和发达，铜钱逐步被海丝所涉足的沿线国家和地区接受，并出现模仿中国钱币方式铸造其货币。但因受制于中国历代所铸造铜币数量的限制，难以承受长期和大规模外流的影响，在与海上丝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商贸交往中，中国历代政府往往限制钱币外输，由此没有形成一个以中国铜币沿线化的过程。从现有的考古发掘来看，在朝鲜半岛、日本、东南亚均有中国历代铜钱出土，但在交易中仍然以多样化物品充当货币媒介的现状。除铜币外，像丝绸、香料、白银、药物、粮食、纺织品、海贝、象牙、珠宝等均在某一特定时期充当了货币交易功能的作用。

随着唐代中期对外交往线路重心转向海上丝路、特别是中国经济重心转向南方以来，与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交易范围不断扩大，交易的物品仍然以中国的瓷器、丝绸、大黄等为主，到明代后期后扩展到茶叶、白糖等物品；而来自丝路沿线国家的主要是金银、珠宝、铁、铜、铅、粮食、香料、象牙等物品。在与海上丝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商贸交往中，在明朝中期与西方各国直接交往之前，充当海上丝路沿线的交易媒介逐步由前期多样化的货币种类向以中国的铜钱、辅以纸币为主体、相对单一的货币类型转化。这点，不仅可以从海上丝路沿线国家和地区考古发掘的货币实物和从沿线国家和地区大规模模仿中国铜钱中可以得到佐证。日本仅在18处地下出土的中国铜钱就有55.47万枚，而在东南亚、南亚、东非等地也发掘出众多的中国铜钱。海上丝路沿线国家不但直接使用中国的铜币作为货币，它们还仿照中国铜币铸造它们的制钱，比如日本的“宽永通宝”，越南的“太平通宝”、“绍圣元宝”、“太平圣宝”，印度尼西亚的“天下太平”，马来西亚的“乾盛通宝”等等。日本甚至利用宋代使用纸币之际，废除了国内的货币转而采用中国铜钱为货币。当然，在唐宋以来的食货志等典籍中也有大量的记载证实了中国铜币在与海上丝路沿线国家和地区贸易中充当了货币媒介的事实。《宋会要》“得中国钱，分为藏贮，以为镇国之宝，故入蕃者非铜钱不往，而蕃货亦非铜钱不售。”《宋史·食货志》“钱本中国宝货，今乃四夷共用。”到明朝初年，“永乐年间每年遣内官到外国和西北买马收货，每次带出铜钱几千万”。显然，随着海上丝绸之路的不断拓展，中国货币已经从前期多样化的货币媒介中日益凸显为沿线国家和地区所接受的中心货币，甚至因其便利性还促成了沿线国家和地区改换其货币，采用模仿中国铜钱模式的货币制度。

明朝中后期以降，海上丝绸之路上的货币开始发生根本性变化，铜钱逐步被白银或银元所替代。伴随郑和下西洋把中国对外交往推向顶峰之后，中国大幅收缩了海上丝绸之路的商贸活动，西方则在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占据伊斯坦布尔后完全中断了东西陆上丝路的交往。显然，“在自然世界或人类世界，所有复杂的历史过程都充满了各种偶发事件或意外事件，这些事件使得以后的活动格局会以新的方式形成。”西方通过横渡大西洋开辟的新航路，逐步与海上丝绸之路连接起来，形成新的中西商贸交往局面。“尽管市场对丝绸和其他奢侈品的需求仍在增长，但市场的吸收力毕竟有限。并非人们的欣赏趣味发生了变化，而是交流互换的机制出了问题。特别是欧洲，它几乎没有东西可以用来换取价格高昂的纺织品、陶瓷品和各种香料。”由于中西之间对商品偏好的差异，中国几乎对从海上丝绸之路而来的西方商品缺乏兴趣，它们不得不输送白银来购买中国的商品。“因为中国人不用外国货，外国商人要买中国的丝、茶、瓷器，就必须用白银来买，所以他们到中国来的船，载的全是银元，而回去的船载的是货。”“大量的贵金属被熔铸成钱币，然后运往东方。自16世纪中叶开始，每年都有几百吨的白银出口到亚洲，以换取人们紧缺的东方商品和香料。”据弗兰克的估计，1800年以前的两个半世纪里，从日本、美洲、欧洲、东南亚等地流入中国的白银大约6万吨，大概占世界有记录的白银产量的一半。伴随海上丝绸之路而流入中国的大量白银和银元，完全改变了之前以中国铜钱充作丝路沿线商贸交往主要货币中介的格局，转而采用白银和银元作为海上丝路的货币媒介。同时，不但部分改变了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和地区，模仿中国圆形方孔铜钱的货币制度，而且也完全改变了中国铜钱为主、辅以白银的货币制度。自明代中后期正式推行白银货币之后，逐步形成了银钱双本位制。清代沿续了明朝的货币制度。“清代已形成了大额交易用银，小额用钱，国家税收、支出用银，而小民日用以钱的货币流通局面。”显然，从当时的政府来看，“重点是放在白银上，而且有提倡用银的明白表示。官俸也是以银计算和支付，¼¼”“大数用银，小数用钱”。以银为主，钱为辅。“所有的田赋、杂税、薪俸和捐输都用白银支付。民间契约80%-90%用白银计价。即便付的是制钱，也要由白银所计价格折算。”

随着海上丝绸之路上中西交往变化而引发的中国货币制度变迁，中国采用的银钱双本位制，因白银基本依靠海上丝绸之路上的商贸交易来获取，在货币供给“不可控内生性”制度下，一旦遇到白银输送渠道变化，就必然影响中国货币制度的稳定性。这点，可以从鸦片战争前中国白银外流所引发的社会经济变化得到佐证。西方进入海上丝路后所引发的海丝沿线充当货币媒介的改变，彻底改变了中国长期对海上丝绸之路的控制力和影响力，被迫渐趋纳入到西方主导的经济全球化之中。

三、丝绸之路上货币演进的特征

通过对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货币变迁的梳理，明显可以发现中国与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商贸交往中充当货币媒介功能的材质并非前后一致的，而是经历了一个极端复杂的过程。纵观这一过程，中国与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商贸交往中的货币演进存在如下一些特征。

一是中国通过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的商贸交往活动中对充当货币媒介的影响力存在较大差异。在陆上丝绸之路商贸交往中，中国历代的货币明显对丝绸之路沿线具有较强的影响力。在以陆上丝绸之路为重心的东西交往时期，陆上丝路沿线国家和地区虽然大多数均有自身的货币体系，但丝路沿线上的中亚、西亚、欧洲等国家和地区，以及西域地区均接受了丝绸充当货币媒介的功能，由此也使丝绸成为丝路得以长期贯通的核心要件。随着丝绸之路的重心由陆上转向海上丝绸之路之后，在西方进入海上丝路直接获取中国商品之前，中国的铜钱明显充当了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货币媒介，并部分改变了沿线国家和地区的货币制度；而随着中西通过海上丝绸之路商贸交往的深入，则渐趋改变了以中国铜钱为核心的货币媒介机制，转而向白银和银元更替，最终在明代中后期之后也完全改变了中国的货币制度，逐步使海上丝绸之路纳入到以西方为主的商贸大动脉之中，中国则日益失去了对海上丝绸之路的影响力，渐趋成为西方主导的早期全球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二是丝绸之路上充当商贸交易货币媒介的材质明显存在一个由多元化渐趋向相对简化的货币机制转化过程。在丝绸之路开通之初的很长一段时间内，丝路上基本处在物物交易的状态。之后，在陆上丝绸之路上充当货币材质的就逐步由金银币、珠宝、玻璃、毛毯、动物、粮食等向丝绸集中，丝绸中隐含的货币功能得到了陆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接受；而在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充当货币媒介的，在明清西方进入海上丝路之前基本由初期的多样化货币渐趋向中国铜钱或仿制中国铜钱的货币集中。在与西方较大规模交往之后，白银和银元逐步替代了中国铜钱而充当了海上丝绸之路上的商贸交往的货币媒介，并由此改变了海上丝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货币机制，日益被纳入到西方主导的全球化之中。

三是丝绸之路上充当商贸交易媒介的货币变迁及其更替基本上是以诱致性方式演进的。不管是陆上丝绸之路还是海上丝绸之路上的商贸交往中的货币媒介变化或更替，都是出于沿线国家和地区对中国商品需求所作出的变化选择。陆上丝绸之路之所以在众多货币媒介中能够长期维持下来，呈现简约化趋势，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它们对中国丝绸长期的大量需求，丝绸自然在沿线各国和地区众多货币中渐趋抽象出其充当货币媒介的功能而为沿线各国和地区所接受。在中国对外交往路线的重心转向海上丝绸之路之初，因沿线国家和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程度远远落后于中国，它们对中国商品、技术、文化、制度等的需求，在众多货币媒介中日益偏好中国的铜钱，是由于中国的铜钱更加便于携带、便利和价值稳定。当西方进入海上丝绸之路之后，则因西方对中国的茶、瓷器、大黄、丝绸、白糖等物品的需求，中国偏好于白银而不偏好西方所能提供的产品。为此，西方把从新大陆获取的白银源源不断地输入中国以换取其所需的商品，在此过程中逐步替代了原先充当海上丝绸之路上货币媒介的铜钱，转而改换为白银和银元，自然是海上丝绸之路上商贸交往的利益动机下的选择结果。

四是陆上丝绸之路的货币基本以中国历代王朝的为主，而海上丝绸之路则在明代中后期之后以白银输入中国为主导。陆上丝路“凿空”较早，到唐中期以前中国历代王朝都出于巩固边防、防范游牧民族干扰的目的，有意识加强对陆上丝路的沟通和控制。伴随中原大量丝绸、铜钱、粮食等物资流入西域地区，丝绸等物品再往西传，由此在漫长的陆上丝路中慢慢形成了一个以丝绸作为折价的货币传导机制。这不但推动了西域地区的经济货币化进程，而且还起到了融通中西的效果。西方的金币、银币尽管也流入到丝路沿线，但受中国秦汉以来采用铜钱作为统一的货币制度的影响，高价值的货币并没有成为丝路沿线上统一的货币，反而广泛采用了丝绸作为丝路上的货币中介。海上丝路开通之初，沿线各国在中国铜钱的影响下普遍采用中国铜钱或仿制中国铜钱作为丝路上的货币中介；只是随着西方国家进入海上丝路之后，因中国偏好白银而逐步改变了海上丝路上的货币媒介，进而促进了白银货币化的趋势，引致了长期白银流入中国的格局，最终也改变了中国持续1600多年的铜钱制度，转而实行银钱本位制，这也成为晚清中国社会崩溃的一个深层次因素。

五是丝绸之路上充当商贸媒介的货币变迁前后的变化无疑折射出中国对丝路控制力和影响力的变换。陆上丝绸之路的贯通及其稳定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历代王朝对西域地区控制能力的强弱，而在陆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货币多样化的条件下，陆上丝路能够长期持续维持则又与具有货币媒介功能的丝绸密切相关。当唐代中期中国失去对丝路的控制力之后，联结中西的丝绸技术因外传而为中亚、西亚等丝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生产所替代，由此也使前期充当丝路商贸交往货币媒介的丝绸渐趋失去了沟通中西的作用，陆上丝路逐步失去了原先的连接中西的魅力。“中国的统治之所以能维持这么长久，与其说是由于武力，还不如说是由于帝国派在这些地方的政治代表外交手腕之运用得当，以及中国优秀的文明的力量。”海上丝路在明代中期以前，中国与丝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影响力无疑具有绝对的优势，自然沿线国家和地区在商贸活动中渐趋采取了中国的铜钱或其货币铜钱化的趋势；而随着西方进入海上丝路以来，中西方产品对流偏好的差异，引发了海上丝路沿线各国均采用中国所偏好的白银作为货币媒介，这显然是海上丝路商贸活动的必然选择。当西方国家崛起后，通过武力等方式逐步在海上丝路上替代中国的影响力之后，海上丝路上的货币媒介自然就转向了西方主导的货币机制，中国在此中的影响则因近代的衰落而渐趋消弭。

四、结论

通过对陆上丝绸之路与海上丝绸之路上货币变迁的梳理和分析，我们可以得到如下几点结论。一是丝绸之路上的货币媒介经历了一个复杂多元向相对单一的转变过程。陆上丝路深受丝路控制权变换影响而没有实现货币单一化，丝绸所具有的货币功能则为丝路沿线各国和地区所接受；海上丝路则在对外交往中出现了明中后期之前以中国铜钱为主的货币媒介阶段，之后则为白银或银元的货币媒介所替代。丝路上货币的这一变化，也部分反映出中国货币在丝路上的输送推动了沿线地区和国家的经济货币化进程；二是中国货币在明清之前基本占据着中心地位，明清之后则以白银流入中国为主，并改变了中国的货币制度，为乾嘉之际的货币危机及近代紊乱的货币制度埋下隐患；三是丝绸之路上的货币变迁基本遵行了诱致性的路径，实质上与沿线各国和地区对丝绸、瓷器、茶叶、大黄等中国商品的长期需求密切相关；四是丝绸之路上的货币变迁及其更替也与中国历代王朝变动中对丝路控制力和影响力的变化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