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稻葵：中国经济实践提供了经济学新知

资料图片 新华社记者 邢广利 摄

中国的经济实践毫无疑问是非常成功的，尽管改革还在路上，还存在许多问题，但是有没有可能最终在经济学里面留下一点新知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梳理了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这两门学科一般由两拨人分别进行研究，我把它们放在一起，回顾从亚当·斯密、凯恩斯，到马克思，再到后来的奥地利学派和行为经济学，最后得出一个结论，即要使经济实践上升为经济学新知需要三个条件，这三个条件必须全部具备。

第一个条件，是这个经济体增长必须可持续。假如中国40年的快速增长几年以后停顿了，可能就不利于总结经验，但是中国的增长还远远没有结束，这个我们是有自信的。

第二个条件，这个经济体的快速成长一定要造福于其他的经济体。不能像一战前的德国或意大利，也不能像二战前的日本那样发动侵略战争，尽管他们的经济增长非常好，也不足以上升为经济学新知。比如说，墨索里尼在推进工业化方面很有经验，全世界第一条高速公路就是意大利修建的，但是今天没有人讲意大利经验，也没有人讲德国经验或日本战前的经验，这是因为他们没有把经济增长用来造福别的国家。中国倡议共建“一带一路”就是在造福其他经济体，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来的人比第一届还要多。

第三个条件是必须有这个国家的学者和其他国家的学者联手一起合作，有意识地把自己的经济实践讲清楚，提升为经济学新知。

我们希望能够构建一个新的经济学的分支，叫政府与市场经济学，为什么这么说？去年我们花了一年的时间完成了一个报告，叫做“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经济学总结”，这个总结里面最后一个基本的结论，就是把这40年来的经济实践上升为经济学新知。如果有任何新知的话，那首先就是一条，即经济发展的前提是要把政府的激励和行为搞对，政府应该成为市场经济发展的一个推动者，一个利益相关者，而不是阻挡者。因此，我们觉得来自于中国的经济实践最有可能产生一个新的经济学分支。这有点像在数学里面开辟一个新的分支，像陈省身教授那样开辟了微分分支，而不仅仅是解决已有的猜想，比如哥德巴赫猜想，猜想固然重要，但是也许更重要的是产生新的知识分支。（来源：北京日报）